“50后”的我,早已过了退休年龄,却承蒙学校师生厚爱,没能告老回乡种瓜种豆,仍在校内外开讲座,喋喋不休地劝告年轻人少看手机多看书,为此自然要讲看什么书和怎么看书。几年讲下来,讲了村上,讲了木心,讲了莫言王小波史铁生等作家不算很少的书。接下去,无论如何该讲讲夏目漱石了。漱石是鲁迅最欣赏的日本作家,就连不甚瞧得起本国作家的村上春树也对漱石青眼有加。
也巧,前不久的11月中旬有了赴日机会。于是看了《心》的主人公“我”第一次遇见先生的镰仓海滩,看了漱石打坐参禅的圆觉寺,看了离早稻田大学不远的“漱石山房”。原来的已毁于战火,现在的是重建的,除了新旧之别,和我过去从照片上见到的原物没什么两样。山房(书房)中间一张矮脚桌,上方一盏伞罩吊灯,旁边炭炉上放一把铁壶。其余全是书、书、书,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十年,写了十年,仅长篇小说就写了八部,除了《哥儿》和《我是猫》,都是在这里写的,其中最有名的是《心》。书中K自杀了,先生自杀了。以我浅见,两人都死于精神洁癖——都认为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致使精神上有了污点而引咎自决。而《心》之所以一百多年来累计畅销七百余万册,主要是因为书中主人公以极端形式体现了日本人包括精神洁癖在内的爱洁成癖之故。换言之,漱石的《心》与日本人的心有“心心相印”的内在关联。
为确认这一认识,最近看了《漱石之心:夏目漱石的哲学与文学》(赤木昭夫著,信誉译,三联书店2023年2月版)。此书以哲学分析见长,认为较之“精神洁癖”与日本人集体心理的关联,畅销的原因更是在于“人间教科书”这点——读者能够从模仿、比较、选择这三个基本认知行为中汲取丰富的人生养料。同时指出《心》是对莎翁名剧《奥赛罗》的戏仿,认为作为《奥赛罗》主题的嫉妒是漱石思考近八年之久的问题。“先生后悔自己出于嫉妒而造成了友人的自杀,所以一直都有自杀的打算。明治天皇去世后,乃木希典由于曾被敌人夺去军旗而殉死,这让先生下定了自杀的决心。”这意味着,先生之死有为明治、为其时代精神殉死的因素。考虑到漱石对明治开启的“文明开化”(全面西化)、对打着天皇旗号的寡头政治这一明治体制始终持批评态度,笔者觉得此论断有失偏颇。不妨说,乃木之死不过是个契机罢了,并不意味着主人公先生的认同和效仿。
书中引用前加州大学教授、芝加哥大学教授迈克尔·布尔达治(Michael K.Bourclaghs)对漱石的评价中提及鲁迅:“作为20世纪文学的开拓者之一,漱石被认为与卡夫卡、乔伊斯、鲁迅(分别为奥地利、爱尔兰、中国作家,都是非西欧作家)等人并驾齐驱。”
说起洁癖,自然意味着清除污秽,而罪过也属于一种污秽。据姜建强在《无印日本:想象中的错位》(四川文化出版社2017年10月版)那本书中考证,日本人相信日本人犯的罪不是现代法律意义上的罪,而是污秽,是心与物两个方面的不洁,必须清除,其办法就是祓禊。祓禊最早出现于《古事记》,男神伊邪那歧和女神伊邪那美交合生下日本列岛及川、海、风、山林等各路神明,最后生火神时伊邪那美因私处灼伤死去。悲痛欲绝的丈夫伊邪那歧一路追妻追到黄泉国一看,妻子全身居然爬满蛆虫。惊恐之余,掉头跑回。因觉得自己身上也污秽不堪,遂在河中清洗。此即日本祓禊的由来。这也构筑了日本这个民族的精神根基,或可说是日式洁癖的发端。日本人之所以至今仍格外歧视刑事罪犯的家属,迫使其离职、转学或搬家远离,并非其品德层面普遍出了问题,而是力图通过这种言行的“祓禊宗教行为”来达到避污自洁的目的。在笔者看来,此乃外向型精神洁癖。而漱石《心》中的主人公K和先生——尤其先生——的自杀则是内向型精神洁癖导致的悲剧。
表现在美学方面,相对于中国和西方尚善、尚强、尚大、尚丰,日本则尚洁,洁是日本审美心理的第一要素。洁即是美。日语中表示美丽的“美しい”(うつくしい)、表示漂亮好看的“きれい”,前者在平安时期(794—1192)乃无垢、爽净之意,后者至今仍兼指洁净。不过细想之下,这也和地理环境有关,若《古事记》男女二神一走神把日本生在撒哈拉沙漠,洁癖怕也无从谈起。
翻阅《日本文化核心》(松冈正刚著,萨企译,岳麓书社2023年3月版),尚洁以至洁癖也以粋(いき/すい)这一美学概念表现出来——“正如‘纯粹’‘出类拔萃’这些词所代表的那样,‘粋’本身的含义,就是一种没有掺杂杂质的、纯净的美的意识。”却又不仅仅是纯净、洁净,甚至不仅仅是洗炼,按照书中引用的九鬼周造的说法,似乎还有“媚态”之意,即洁净、洗炼之中的妖冶或妩媚之感,如“露出后颈的和服穿法的魅力”。与此同时,这本书还对时下在中国也特受关注的所谓“侘寂”之美做了个性化阐述,谓“寂之情怀”有若干表现,如心敬的“冰冷情怀”、远洲的“美丽情怀”、宗和的“女子情怀”等不一而足。最典型的当然是“芭蕉之寂”。作为显例,芭蕉弟子去来的那首俳句“护花老者啊,头发白和樱花白,凑在一起了”(花守や白さ頭をつき合わせ),堪称妙不可言的名作。“侘”,则意味着清冷、清冷生活中让人心生感动的真诚,进而促成空寂茶(詫び茶)的诞生——主人在只铺有两张半榻榻米的小房间里以充满真心实意的粗茶招待客人,这既是日本茶道的基础,又是“日本文化的极致表现”。
《无印日本:想像中的错位》,其内容也足够丰富多采。甚至以《挪威的森林》一个13岁女孩谎称受到31岁钢琴老师性侵为例,说“村上春树还是击中了日本人根源性的东西——表面诚实和守信,背地里则是毫无节操的任性”。继而点出村上连年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13岁女孩和31岁钢琴老师搞同性恋的细部描写,虽然惊世骇俗,但能有多少可信性?“再是情色大国,再是远东不夜城,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吧。毫无疑问,村上是将自己观念中的情色,作为‘普遍有效性’写进了小说。难道诺奖需要这样不着边际的虚构? 需要这样难以想象的奇异? 除了不可思议还是不可思议。”书中还提到一则趣闻:一位26岁的上海女性用电子邮件就“猫奴”向村上提问,村上回复自己就是个“猫奴”,每次抚摸柔软的猫肚子都生出一股幸福感。
此外还读了一本瑞士人写日本的游记《日本笔记》(尼克拉·布维耶著,治棋译,三联书店2021年6月版),行文平实细腻而时起波澜,比喻貌似老实而饶有机趣。日本著名汉学家的《中国文学史》(吉川幸次郎述,黑川洋一编,徐少舟译,新星出版社2022年6月版)也很值得一读。书中以“众鸟高飞尽”为例谓发音的间断性乃是汉语一大特点,而以日语训读则连成一气。“如果用乐器打比方,那么,日语是小提琴,是长笛,而汉语则是钢琴;前者的声音悠扬不断,而后者则多次切顿。”说法有意思吧? 可谓别有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