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笛教授皇皇70余万言的专著《俄罗斯小说发展史》近由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乃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最完备的一部俄国小说发展史。它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突破:
首先,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俄国小说通史。借助此书,作者把俄国小说的发展历史向前展延了数百年。在此书前言中,作者指出了人们对于俄国小说史或许存有的一种“误读”:“就俄罗斯小说研究而言,长期以来国内所关注的是19世纪以来的俄罗斯小说,仿佛俄罗斯小说没有祖先,没有谱系,突然腾空而起,以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灿若群星的名字横空于世,称霸文坛。”(第1页)于是,作者便把为俄国小说史“溯源”当成了此书的首要任务之一。俄国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其定型和成熟大致发生在18世纪中期,活跃在这一时期的俄国作家费奥多尔·艾敏(1735-1770)被称为“俄国第一位长篇小说家”。但是,这部《俄罗斯小说发展史》却从基辅罗斯时期的“小说”或曰“准小说”谈起,试图在俄国古代文学中梳理出一种小说叙事传统,在各类文体中发掘小说叙事元素。“无论是编年史还是圣徒传,其中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小说要素。”(第18页)作者把《往年故事》《拔都侵袭梁赞的故事》《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传》,甚或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等作品视为俄国小说的“源头”和“雏形”,梳理出俄国小说形成时期不同性质的小说类型,如宗教小说、世俗小说、翻译小说、讽刺小说、启蒙小说、感伤小说等,这样的论述似在给我们以这样的暗示,即俄国小说后来所具有的“百科全书”性质或许就与俄国小说多元的历史起源不无关联。俄国文学一如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学,在其数百年的发展史中也始终存在着不同文学体裁此起彼伏、各领风骚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小说发展史》的作者十分注重俄国小说发展史的延续性,着力在小说似乎不甚发达的那些文学时期发现小说这一体裁的生命力。比如,本书作者发现:“实际上,在卡拉姆津与普希金之间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俄国的小说创作虽然不及诗歌创作成就那般突出,但是也在教育小说、历史小说等创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卡拉姆津和普希金两个时代之间架起了一座必要的桥梁。”(第5页)比如,在现代主义诗歌占据主导地位的白银时代,此书作者花费大量笔墨论述安德列耶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安德列·别雷等人的象征主义小说创作。对于小说最为繁荣的时期,即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中后期,此书作者更是进行十分翔实的论述,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世界级的小说家更是得到了专章研究。对于苏联解体后当代俄国小说的最新创作,此书予以充分观照,并将其划分为三大潮流,即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和新浪潮小说,索罗金、佩列文等后现代作家也得到了充分讨论。
对于俄国小说史的专项研究在国内外的俄国文学研究界并不鲜见。在中国,先后出版有彭克巽的《苏联小说史》(1988)、许贤绪的《当代苏联小说史》(1991)、任子峰的《俄国小说史》(2010)和张存霞的《俄苏小说史》(2017);在俄国,小说史方面的专著有布什明的两卷 本 《俄 国 长篇 小说 史 》(1962-1964)、科瓦廖夫主编的《俄苏短篇小说:体裁简史》(1970)、涅德兹维茨基的《俄国19世纪长篇小说史》(2011)和图兹科夫的三卷本《20世纪初的俄国中篇小说》(2004,2006,2016)。关于俄国小说史的英文专著则有克拉克的《苏联小说:作为仪式的历史》(1981)、马尔科姆和福伊尔合编的《剑桥俄国经典小说指南》(1998)以及托西的《期待普希金:亚历山大当政时期的俄国小说》(2006)等。不难看出,所有这些中、俄、英文版的俄国小说史著作或为断代史,或为专题史,或为亚体裁史,均非通史,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吴笛教授的这部《俄罗斯小说发展史》所具有的学术意义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其次,这部文学体裁史充分呈现了俄国小说在类型学意义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俄语诗人叶夫图申科说过一句名言:“诗人在俄国大于诗人。”我们也可以说,小说在俄国也大于小说。相较于中国和欧美的文学传统,俄国小说的概念似乎显得更为宽泛一些。俄国文学在19世纪中后期的崛起为俄罗斯民族挣得了文化声誉和文明资格,俄国社会生活中由此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文学中心主义”传统,作家们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而这一现象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就仰仗着19世纪中后期俄国小说的辉煌成就,小说由此成为俄国文学中最受关注、最为繁荣的“第一体裁”。此书作者意识到了俄国小说体裁的这一特性,面对俄国小说这一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他精心爬梳,条分缕析,对众多小说美学概念予以阐释和论述。自文学流派和创作方法角度,他对感伤主义小说、浪漫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和批评现实主义小说、象征主义小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后现代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小说的来龙去脉进行概括;在小说形式范畴,他分别论及史诗、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微型小说、诗体小说、书信小说、童话、特写等小说亚体裁及其美学特征;就小说的调性而言,他有讽刺小说、心理小说、魔幻小说、抒情小说、哲理小说等之分类;就小说的内容和现实功能而言,他又给出启蒙小说、世俗小说、纪实小说、历险小说、社会小说、教育小说、历史小说、乌托邦小说和反乌托邦小说等归纳;此外,那些颇具俄国特色的小说体裁如圣徒故事、翻译小说、军事故事、思想小说、民粹派小说、乡村散文、道德小说、侨民小说、全景小说、延宕小说等,也得到了此书作者的用心描述。对于如此之多的小说样式进行归纳和描述,这不仅能让我们充分意识到俄国小说创作的丰富多彩,也能使我们对小说这一重要文学体裁的艺术特性和发展规律有一个清晰具体的感受。
最后,这是一部具有中国学者独到视角的俄国小说史研究专著。此书作者在本书结语部分的最后写道:“在撰写中,还特别注意体现中国学者的学术立场。尤其是改变俄罗斯文学研究界长期存在的俄国与欧美、本土与侨民两种倾向矛盾和对峙的局面,力求客观公正,尤其是客观介入被忽略的作家的研究,既汲取俄罗斯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又充分体现中国学者的学术话语和独立的学术立场,以客观真实地展现俄罗斯小说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为本书的学术追求。”(第537页)读完此书,我们觉得此书作者出色地完成了他的这一“学术追求”。在这部学术专著中,他借鉴俄国和英美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也注重传达中国同行的学术贡献,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在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上表达出了一位中国学者的独特声音。在对一些重要作家和重要作品的个案研究中,此书作者高见频出。比如,在对果戈理《死魂灵》的研究中,他在国内外学界首次提出《死魂灵》与但丁的《神曲》在结构模式上的关联;在对拉季舍夫的《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的研究中,他认为这部作品不仅是俄国纪实小说的先驱,而且也是文学法律批评的优秀文本;在面对白银时代的文学遗产时,他认为“小说创作如同诗歌,同样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它是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创作成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20世纪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走向。”(第267页)我们在前面提及的此书的两大特点,即对俄国小说发展史的贯通式描述以及对俄国小说形式丰富性的全面把握和再现,当然也是吴笛教授作为一位中国学者的独到发现和贡献。
当下,中国的俄国文学研究者已经提出了创建俄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这一学术愿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吴笛教授的《俄罗斯小说发展史》作为世界斯拉夫学界至今为止最完备的一部俄国小说体裁史,其出现可谓恰逢其时,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