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和溪

    “宋韵文化”是具有中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的重要文化标识。11月24日，在杭州举办的“汉宋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宋韵文化年会上，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复旦大学等高校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从中西互鉴与古今融通、汉宋儒道与经史互动等几个方面，深入研讨了汉宋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关系与历史借鉴，及其对于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备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复旦大学谢遐龄教授以《康有为：儒家脱离国家宗教》为题发表演讲，指出古代中国的“王教”是政教一体的制度、组织、教化体系，即国家宗教。儒家不是宗教，经学是王道学，是国家宗教的阐释体系。儒家与国家宗教的结盟关系，始于董仲舒，终于康有为。康有为的著作和活动宗教意义明显，其参与戊戌变法争取皇帝支持推行宗教改革，未得响应；辛亥革命后成立孔教会，未见成效，但其划时代意义是预告中国社会将由制度性宗教统领。

    华中师范大学董恩林教授则着眼于儒学与中华民族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的关系，认为儒学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儒学基本理论与内涵并非单纯是孔子、孟子等圣贤的个人发明、创造，而是中华先民自原始以来在中原大地累积而成。儒学基本理论与内涵数千年来不仅是作为一家一派的学说在宣扬，同时也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民族意识形态在传承、普及、授受，并形成了官、学、民认可的“一以贯之”延续不断的“道统”。今日中国急需建设公认的共守的社会意识形态。

    西安交通大学常新教授指出，由于传统与现代断裂而造成的文化困境是现代性诸多问题中关键问题之一，在这种境况中如何认识现代，如何在新的语境下重新诠释传统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主要门径。张载作为宋明理学开创性的人物，其思想具有宏富的人文精神。“横渠四句”对中国儒家知识分子身上所产生的“终极关怀”对于调整和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的矛盾与冲突具有现实意义。

    汉唐以来中国传统学术、社会形态、历史思维都在不停地嬗变与建构，既有传承又有革新。其中反映在学术思想上最为突出的是儒释道的互动与经史之学的交融并进。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陈永革所长以“汉唐与唐宋——历史哲学视野下的王道政治”为主题，指出汉唐与唐宋是中国王道政治重要的转型与建构时期，正统理论、天下秩序、儒学义理等核心范畴和历史哲学观念经过朱子等大学者的阐发宣扬，被确立起来并深刻影响后世。尤其朱子所创立的三种正统形态，对古代国家政治形态理论有很大贡献。

    山东师范大学丁鼎教授的发言是“宋学视域下‘礼’与‘仁’的地位和关系探微”，他认为，以程朱为代表的宋儒对“礼”在儒家思想中的定位和“礼”“仁”“理”三者之间的不同理解与判断为中心，可体现在宋儒的思想认识中，二程与朱子及其他宋儒在《礼记》“礼即理”的命题基础之上建立起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理学”。

    礼法不仅是经典中的教义，还是社会中的实践。华东师范大学顾宏义教授则考察了宋人碑传中关于继父嫁母之书写问题，指出在宋代社会里，女子再嫁、改嫁仍属较为普遍的现象，国家为之制订相关条令法规以保障继父嫁母的权益。在此背景下，以称扬传主之平生勋劳、光大家族荣誉的宋人碑志传记中，对继父嫁母现象也未过于讳避，并为表彰子嗣之“孝道”而记录其继父嫁母之事。此也反映出宋人的宽容理性态度。

    宋代大儒周敦颐主张“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思想既继承了传统儒家积极用世的一面，同时也与北宋中期儒家推明治道的政治主张完全一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刘丰教授研究发现，周敦颐提出的“礼，理也”虽然还不具备理学天理论意义上的“理”，但他通过对《易》的思考，将人的存在、人类社会的人伦秩序与宇宙万物的演化看作是一体的，在宋代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开启了礼的形上化思考，指点了后来理学家的运思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敦颐也是宋代礼学的开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正教授演讲的主题是“折中‘六经’：重构大道的完成”。他指出，在西汉儒家转化、重构已经崩解的三代之道的过程中，《汉书·艺文志》以“六经”之道贯通诸子百家，将诸子理解为“六经”之支流，把各个不同的诸子思想整合进一个统一的思想文化系统。由此，现实的“六经”、历史的三代、理想的政治、道德的价值、现实的治理融为一体，建构出一个既继承传统而又有创新性的思想文化系统。

    汉代春秋之学既是经学研究中的显学，又是古代政治哲学的热点。复旦大学郭晓东教授讨论了何休“三科九旨”说及与宋均的比较，他指出徐彦称何休三科九旨“正是一物”，又说何休《文谥例》有“一科三旨”“二科六旨”与“三科九旨”的分疏。三个科段层层转进，构成了一个理解《春秋》的完整思想体系，其中以“《春秋》当新王”为核心观念。上海交通大学余治平教授则以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历史哲学演绎为例，从儒家亲亲尊尊原则切入，聚焦《三代改制质文》篇，揭示天、地、质、文四法循环的学理脉络和丰富内容。

    同济大学曾亦教授在“论两宋时太祖与始祖之宗庙地位问题的争论”这一主旨发言中，指出儒家关于宗庙制度的理论渊源，主要本于周人的宗庙实践。其中涉及庙数之争、昭穆问题、宗庙祧迁、宗庙的构建问题，到了宋代，围绕太祖于宗庙祫享时正东向位的问题又交织在一起。其中既有宗庙理论本身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又是具体的政治现实对礼学提出了新挑战。

    本次会议涵盖史学、哲学、文献学等方向，其中经学议题最多，体现了汉宋传统近年的学术热点与趋势所在。相当一部分论文结合“中国式现代化”主题，体现了传统学术在当代的实践运用转化。本次研讨会由浙江财经大学与中共钱塘区委宣传部主办，杭州市钱塘区社科联贺学兵主席在闭幕致辞中指出，这场学术盛宴体现了“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之真精神，也展示了宋韵文化的独特风貌及其时代穿透力和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