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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华夏民族的文化传统起源于周公的制礼作乐。制礼作乐，不仅仅是一种典章文物制度的建设，同时也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大手笔，包括了艺术、哲学与宗教等领域。
三代之后的社会发展，就文化精神之缔造来说，历代皆有损益。但不变的是，历史往往是由一般意义的文人士大夫书写与传播，而那些颇具社会学革命意义的“匠人”们——我们今天也叫做技术工作者或艺术工作者——处于长期被压制和漠视的地位。漫长的中国文明史中，几乎没有匠人或艺人的身影，他们作为第一线的创作者，影影绰绰，却归于静默。如果没有席卷全球的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艺术家与工匠们可能至今还在遮蔽之中。
在中国最近一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最震撼人、很可能也是影响最深远的文艺思想，出现在延安与北京两次文艺讲话中，它们都直接告诉我们：政治和艺术以紧密同构的形式，在民族意志的凝聚与国家精神的塑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发端于意大利的近代文艺复兴运动是民族精神再造与凝定的先声。如果用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思想家梅列科夫斯基的话来讲，那就是“诸神复活”。诸神的回归，在文化上首先表现为艺术“魂魄”的主体性觉醒。艺术的晋升作为新文化、新民族尤其是新社会意识形态崛起的一个重大标志，如同精神的电流一般，迅速波及到了整个欧洲，拉开了新时代的大幕。然而，文艺复兴仍还停留在个体的思想启蒙层面，还不足以成为全国家、全社会的一体化进程。首先将审美的启蒙与现代性推向一种民族国家建构的，是德国人。
德国的现代道路有其特殊性，其一，相比英法而言，德意志深陷普法战争的泥潭中，迟迟未能完成国家地理与精神上的统一；其二，马丁·路德之后，民族语言差不多觉醒了。于是，在这种政治未能统一，语言已经觉醒的情况之下，如何把诸多德语区的邦国凝聚为统一的民族国家，靠什么来建构、来塑造？ 德国思想家们找到的钥匙是艺术的阿波罗精神。从温克尔曼开始，经过莱辛、赫尔德尔、康德、歌德、席勒、黑格尔等，一直到尼采。他们一致地把阿波罗艺术作为德国民族精神与主流文化的建设。
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即国立艺术院，一直有着一个伟大的抱负与启蒙传统，即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的理想。它其实是一种区别于德先生（民主启蒙）与赛先生（科学启蒙）之外的救国路径（艺术启蒙）。从德先生、赛先生到“艺术-美育”启蒙，是中国启蒙思潮三个阶段不断演进的产物。我们不妨以十年为界大体言之，20世纪的最初十年，是一种进化论思潮的传入，引发人们对古今之变的思索，标志性事件就是世纪初严复先生翻译并以桐城派古文注解的《天演论》，引发“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争议。第二个十年主要关乎东西方文化之争，其高潮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为时代主题，中国的知识精英们纷纷取法英法理性启蒙的思想材料，并积极介入社会革新洪流。值得注意的是，此十年德国启蒙思想的引入尚属匮乏，对启蒙本身也缺乏反思。
第三个十年的标志是著名的人生观之论战，也就是科玄之争。这个论战就有民族自我文化身份的深度追问，换言之，开始对科学理性与政治理性的现代启蒙产生怀疑。那么标榜新儒家、新宋学的玄学能替代吗？ 若只是想返本而深入人道的圆满，或许玄学派的理论已然足够：让人生与美学产生广泛而深入的关联，达到艺术化人格的终端，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然而，科玄论战中的艺术人文精神在民族国家的建设层面仍是前现代的、前反思性的。真正将艺术带入具体的启蒙实践与社会运动的，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所建立起来的国立艺术院和确立的国立艺术院亚波罗精神，是中国审美现代性与艺术启蒙的一面旗帜。
由此，第三种启蒙的代表，亚波罗精神在第三个十年（1928年）登上了舞台。“来创造美、实现美，使人们由迷信的心变成爱美的心，完成人们的生活”是亚波罗精神的初心。我们知道，前两种启蒙在大时代的种种乱离中，最后中断了。唯有第三种启蒙延续至今，无非是从个人的画室，师生的教室，即一个小小的空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天地人间，我们从平湖秋月的岁月静好，到战火纷飞的西迁之旅。
令人瞩目和振奋的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以及我们新时代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其精神呼应了周公制礼作乐的古典传统和回归人本的启蒙思潮，尤其对应着蔡元培先生立下的根基，由林风眠先生和我们新一代的诸位艺术家们群体的劳作。
我们可以说，中国美术学院为代表的这个艺术家群体，是近现代以来唯一未中断的启蒙传统继承者。这个集体有着三重重要的文化身份：
第一重身份是艺术的创造者，他们在艺术语言与艺术形式上展开深度的探索。虽然这已经极其可贵，但单单是这一类人物，那与传统文人士大夫吟风弄月没有本质的差别，还是困守一隅，就社会理想而言，显然是不够的。于是，还需要第二类身份，即艺术的命名者和解释者，他们能够深度理解时代与人心，为时代的艺术进行命名和解释。还有第三类人物，那就是传播和弘扬艺术精神的人，他们勤于书写，而且精力弥漫，行走四方，往往能够引发社会新思潮的激变，把艺术带进了最广大的人们的生活当中。第一类人可以理解为匠人、艺人；第二类人，我们可以理解为哲人、艺术思想家；第三类，我们可以理解为林先生所讲的，在时代的乱离中，能够“为艺术战”的那些战士。而这三重身份匠人-哲人-战士，可以是同一个人，更可能是分工，是各自为战，但都是可以统一到了我们国立艺术院自建校之初，沿澜随波而来的亚波罗精神传统里面，关涉社会的新秩序与社会的新生。
根据中国美术学院的95年之历史传统，我们也发现了：真正的艺术家，不仅要“画自由”——画出他们个人的生命理想与美学之梦，成就个人的艺术境界，同时，也要“画大悲”——有一种大怀抱，画出时代、家国、天下的命运与前景。这是美院第一代艺术家吴大羽先生的原话。他在晚年回答欧洲一个画廊采访时，画廊记者问何为艺术家的最高境界，吴大羽先生说：
“前身曰画自由，后身曰画大悲。”
春秋代序，日月辉光。时序已经流转到2023年11月10日，一个浪漫璀璨的黄金之秋，在中华文明五千年之前的发源故地良渚，在全面建成启新的良渚校区里面，中国美术学院以“到源头饮水，与伟大同行”为主题，举行中国美术学院建校95周年大会，少长咸集，友道会晤，彼此畅谈世界文明之互鉴，深思与古为徒、兼能与古为新的人文艺术教育之大道。抚今追昔，堪为一时之盛事！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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