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首至今仍脍炙人口的老歌,歌名叫《乘着歌声的翅膀》,是经门德尔松为其谱曲的德国诗人海涅的诗篇,算来是19世纪的杰作。借用这一灵性的诗题,其实“学术”也能生出翅膀,驼载学术风仪濡泽中外,尤其是伴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逐渐开放的国策,学界贤达发挥学术对通达中外的特殊作用,既协赞新的学术运会,也谱出联结中外学谊学脉的华章。周勋初先生这一辈的学者,在改革开放之初,一边是国内古籍整理与研究事业的重任在肩,一边是开拓汉学的跨境未来,这固然得益于“四海无虞”的环境气候,但作为个人素养的那种敏于破冰弘济的情怀,加上馨香自溢的学术声望,往往极富成效地在中外之间搭起可贵的学术通道。
周先生到访与缔结了学谊的包括港澳台,及日、韩、欧、美等海外诸地,几可谓“遍历殊方”。周先生于前年所写的缅怀杨承祖先生的文章,就深情地记叙了大陆与台湾之间学谊的浓厚;周先生访欧、访美以及访日的快意经历,也在周先生编纂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跋文以及师母祁杰老师和程章灿教授的美文中得以留影定格。谈到马来西亚,似乎只是周先生诸多中外学缘中的一支,但前前后后的开拓与硕果,也是周先生退休之后所乐于忆念的。
说到第一次赴马,那是在1995年12月周先生受邀到吉隆坡出席由马来亚大学主办的中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受邀的会议代表中还有杜维明等来自各区域汉学重镇且享誉全球的学者。事隔二十多年之后,周先生提起这次会议的主办形式仍历历在目,马来西亚历史上任职最长的首相是马哈蒂尔(1981年至2003年在任),伴其任期的,前后有四任副首相,当时的第三任副首相安华亲临主持开幕式,宣布后有敲锣环节以示隆重。副首相的政风是另一回事,但这样的安排显示出会议专家学者受到的礼遇。到了闭幕式上,安排了会议代表致辞的环节,杜维明等学者先后发言,最后一位致辞的是周先生,尽显尊重之意。自80年代国内社会政治文化迎来了全面松动,国际间汉学界的交流合作也开始多方打开渠道,周先生从90年代前后已多次积累为汉学研究国际化的实践经验,分别于1990年秋和1995年秋在南京大学主办唐代文学和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研讨会,又在1994年8月至11月出访日本,于日本奈良女子大学、京都大学等著名学府巡回讲学。虽然在那个年代大陆与国际上的往来手续难免多了一些烦琐周折,甚或某些层面仍未破冰,但人们真诚地向往交流互促的理性之光,面对困难时也抱有迎着曙光般的心态。不可否认,与大陆经历过“文革”扫荡闭锁的国运不同,周边邻国的汉学研究并没有太多地遭遇中断,以马来西亚应对全球化国策而言,也会调动华人社会的传统文化特征,且区域间的学者圈层如新马与中国港台也自然而然地存在着学脉和学谊上的诸多联系。周先生在自己的人生践履中,相信“传统文化是民族和谐共处的纽带”,以周先生这一辈大陆学者在学术与教学上的实干与声望,“决志出一生之域”(借用玄奘语)的机缘却不得已而迟滞了若干年,其中饱含了一段国家滞后于世界的无奈。从这样的历史境遇中,我也深深理解,当周先生一旦抵达国际学术研讨的海外现场,总是充满着“高光”时刻,他为什么会向后辈乐道他所受到的尊重和礼遇? 因为与其说个人的这份荣光是令人铭心的,更不如说,历经青壮年时代的压抑与反常,终于可以与国际同行共享正常而公允的学术机制了。
学术评价的自身客观机制,有时也可以表述为“公论自在人心”,尤其对于经历过畸形政治挂帅压倒一切的老一辈学者来说,时代翻转的反差格外触目。周先生在骨子里始终有一种以学问为最大快乐的学者天真,在这个意味上真可谓不失“魏晋风流”。有趣的是,周先生在私下里偶尔也会恣意指着自己的鼻子笑谈说“别人喊我周主席”(主办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时任学术委员会主席),“我这种人也当上了研究生院副院长”等等,这些都绝非嗜好权位,而是对曾经的非学术评价机制之荒谬反差的嘲谑。周先生后来有一次告诉我,他很高兴受邀为郑良树个人论文集《百年汉学论集》(台湾学生书局2007年版)撰序。郑良树,字百年,曾在马来亚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执掌教席,是富有影响力的杰出学者。书前请了两位同道写序,周先生为第一序,李学勤为第二序。这也属于周先生与马来西亚学界结下的友谊,如果说这里的位次代表着学者的内心之评,则忆念所及的,也是着意于钦重学者发自本心的衡裁。
周先生素来记忆力超卓,许多年后,仍能回忆当时下榻于吉隆坡的明阁酒店,开会地点是在同一街道的马华大厦三楼,下面紧挨着建有一座古旧的关帝庙,香火不绝。周先生对这种社会文化信仰现象立刻加以理解与联想,作为约30%为华人的马来西亚,华侨团结必是在他乡异地谋生与发展的大事,所以桃园三结义的关公信仰尤其在海外得以远传。周先生联想到1994年访日期间,由友人横山弘教授邀请去北海道观光,途经函馆便参观了当地的一座关帝庙,管理人是一位世代久居东瀛的中国人,仍会讲中国话,庙宇内还容纳了墓地,管理员介绍说都是当地中国人的墓地。散落在海外的关帝庙,已植入当地的风俗中,在所谓“礼失而求诸野”的风俗景观中,周先生更在意的是内化于风俗信仰中的理性内核,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不限于域内、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所在。
熟悉周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关门弟子是马来西亚的余历雄博士,师徒间的教学秘钥有一本厚重的畅销书《师门问学录》为证。历雄有志于传承周先生的治学之道,并加以南传,这种职志的敦朴劲励是凡认识他的师友同学都可以感受到的。《师门问学录》的题署中还有一行字:“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攻读博士研究生课程的一份教学实录”,由师生二人共同署名。历雄将他读博期间自2001年2月至2004年1月两周一次的问学笔录,在没有录音设备的条件下完成,其勤可感,作为“因材施教”的案例非常可贵,体现了“传道、授业、解惑”的生动过程。此书在2004年12月由凤凰出版社初版后,好评如潮,2011年8月又出了增订版,同年还由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了海外版。跟随周先生较久的同学,大概基本可以听懂周先生乡音浓重的上海浦东话,历雄作为一个南洋人,能够“攻克”老师的乡音,也是“本领”高强。当然,在整理书稿筹备出版之际,周先生高兴地通览全稿,对记录中隐藏的专书或专业术语记音差误加以校改。
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历雄向往到中国深造,与周先生结下师生缘,早就怀抱志愿。周先生1995年底赴马开会之际,历雄作为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的本科毕业生,“有幸向周先生请教申读南京大学硕士班之事”(《师门问学录》初版后记),周先生给予了亲切指点,遂立即联系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经办此事。当时的困难在于两国之间的教育协议《马中教育谅解备忘录》还未签署,一切都是从头摸索,历雄是第一位到南京大学修读学位的马来西亚人。手续成功后,因周先生个人的教学安排中已不招硕士生,周先生就鼓励我来指导历雄的读硕过程,记得他对魏晋玄学与文学感兴趣,我们有过共读《世说新语》的读书之乐,最终他的硕士论文获得了好评。因为这层机缘,遂也开启了我与马来西亚的学缘。此后到了21世纪,南京大学文学院在槟城和吉隆坡相继开办硕士班,在2001年10月26日开班典礼上,我作为第一门课的任课教师,在美丽的槟城代表学院致辞,典礼上还来了一位马来西亚财政部副部长拿督陈广才先生(拿督是马来西亚的一种封衔),令人感到隆重之意。历雄则在新世纪天遂人愿,得到周先生延长培养博士生的特许,在周先生超过70岁后仍招他攻读博士学位。周先生带过多名日韩博士生和进修生,他为《师门问学录》撰序说:“我很高兴,在我教学生涯行将结束时,还收了余历雄为最后一名博士生。”书中还附了博士论文的答辩记录。历雄选题时,最初的规划是“三苏政论文研究”,这已是一个对文史素养要求较高的题目,后来定题为“两《唐书》采摭韩愈古文之研究”,勾连史学与文学的堂庑,在义例创辟与方法实证上更具启示性,我也参加了答辩会,给予了高度评价。
历雄学成归国后,任教于拉曼大学中文系,在教学一线培养人才,2016年6月21日他曾来信,告知他指导的一名硕士生陈敬儒同学,即将提交硕士论文,题目是《陈寿〈三国志〉与西晋史学嬗变之枢纽》,想请我担任这篇论文的“校外评阅委员”,我欣然应诺,并在评阅过程中感到该文在贯通文史上深受乃祖乃师治学气象的惠泽。历雄怀抱学术理想,将振兴和发展新世纪区域汉学的志向付诸实施,他在2004年回国后就积极响应郑良树先生倡议的“主体性的马来西亚汉学”,持续十届在马来西亚汉学国际研讨会上发表论文,并于2015年8月创立马来西亚汉学研究会,2017年8月筹创一份高品位的学术期刊《马来西亚汉学刊》。为了2020年8月见刊的第四期“明清文学研究”专号,他在2019年11月7日来函向我约稿,承其美意,我就把稍显沉闷的拙作《“一代有一代之文”——清人编纂古文选本的时代意蕴》遥寄给他,得到的回复是认为“清晰梳理了两百余年‘一代之文’的历史脉络,读之豁然畅快”,我也就略微安心了。并得知同期还约了香港中文大学陈炜舜教授和美国莱斯大学钱南秀教授的力作,其坚持办刊视野的国际化用心也颇可感知,尤其是在全球新冠疫情肆虐的当时,如此用心实属不易。
《马来西亚汉学刊》的创刊号纸本是由历雄在拉曼大学中文系所教的本科生翠君同学从南洋带来南京的,时当疫情尚未暴发的2019年初秋,她已被录取为南京大学文学院的硕士研究生,由我任导师。南大录招海外研究生,采取推荐审批制,历雄在2019年4月特致专函曰:“春暖花开之际,谨此向曹老师问好。今有拉曼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翠君,有意于今年秋季到南京大学文学院报读硕士班,初拟的硕士论题是:明清选本评选柳宗元文章研究。翠君同学希望能够得到曹老师俯允,收为门下弟子,托我向曹老师推荐。兹特奉上翠君同学的相关材料,包括读硕计划书、本科毕业论文、本科成绩单、推荐函等,还请曹老师评鉴。”看到余老师教出了这样优秀的后辈,我甚感欣喜,在回复翠君的信中,我赞赏了她的“明清选本评选枊文研究”的课题规划:“你所暂定的课题,关联到文章史上中唐与明清两个重要的时段,也涉及古文史上最经典作家的历史传承问题,必有可为,显示出你的眼光。”她回复说:“研究作论文题目,其实是余老师的主意。这一路来从完成本科毕业论文至准备硕士研究计划,余老师给予我不少指导,我不敢独自居功。”不难感到余老师对弟子的教泽与厚望。趁着翠君在南京求学,我带她于11月8日下午去拜访了周先生和师母,二老在北京西路二号新村寓所明亮的客厅接待了我们,周先生精神矍铄,神色慈祥,殷殷嘱咐,音旨亲切,也勾起周先生对与马来西亚学界交往的回忆。师母为我们摄下了谈忆的瞬间,翠君作了录音。第一个学年结束后,她回南洋度暑假,却因疫情严峻而无法返校,不得已办了休学手续,自费求学的她体谅到疫情下家庭所承受的经济压力,申请了一份短工暂予纾解,我写信安慰她:“疫情所加载的压力,确实始料未及,在这种不可抗拒的外部环境条件下,你能照顾到家庭和个人的平衡,体现出作为年轻人的敦厚之风,亦令我感动。”
世界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对年轻一代面对竞争加剧的环境,迎来新的挑战,无法避免暂时的停摆或迂回,令人感喟,但老一辈冲决压抑与反常的精神具有无上的启示:是种子,终将开花结果;是梦想,终将展翅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