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贞石与唐代西北史研究

    ■荣新江

    子凡君最近完成了他的第二本专著，跟我说想让我写一篇序。我开始时犹豫了一下，因为一般来讲，我只给自己指导过的学生撰写的论著写序，子凡不是我指导的硕士、博士或者博士后，所以我略有犹豫。但子凡说他自研究生时代起就开始参加我在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开设的各种读书班，也参加了我主持的多个项目，收入本书的一些论文都是在我的指导或安排下写成发表的。如《三伏择日中的长安与地方》是参加长安读书班的成果；有关成公崇墓志与文书关系的研究是参加大唐西市墓志整理时完成的；《杏雨书屋藏蒲昌府文书与折冲府的运行》是整理《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时的成果；有关于阗的几篇文章是“西域文书读书班”的结果；还有关于旅顺博物馆藏卷的几篇是参加旅博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项目发表的文章。回想一下，子凡不仅仅是这些读书班和项目的积极参加者，而且越来越成为其中的主力，特别是最后整理两万六千片旅博藏文书，如果没有子凡等年轻学者的全力投入和仔细跟进，这样持续多年的项目几乎无法完成。念及此，我不仅不能拒绝他的请求，而且觉得理所当然地要为他的大著即将出版而欢呼。

    其实，我一看到这部著作的名字《万里向安西——出土文献与唐代西北经略研究》，就欢喜赞叹；看了全书的目录，欣赏作者的谋篇布局和整体佳构；读了前面的绪论《故纸与贞石：唐代西北研究的新视野》，敬佩作者的宏观视野和对出土文献与传世史料关系的论说，而行文中唐诗句子的摘引，更表现出作者的文思与才情。书中所收的大多数文章过去曾经拜读，这次又作为整体著作的一部分翻阅一过，并补充了过去没有读过的篇章，倍感各篇章都是在坚实的材料分析基础上，以新发现、新比定或重新解读的出土文献作为突破口，对唐代西北史、特别是西域史上的一些问题做了深入的剖析与解说，胜意迭出，贡献良多。

    唐代西北经略史或唐代西域经营史，早期著作如沙畹（Ed.Chavannes）《西突厥史料》（圣彼得堡，1903）、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上海，1936年）、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1968），都是以传世的汉文史料为基础书写的，构建了整体唐代西域史的框架，但视角来自中原王朝。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最近四十年来发表的大量敦煌、吐鲁番、和田、库车出土文书，为我们从西北地区、西域地区的视角来观察唐代西北史和西域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以唐长孺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利用出土文献研究西域史方面做出了优异的成果。子凡正是在前辈学者开拓的这一领域中不断探索，继续深耕，一步一个脚印，陆续结出丰硕而多彩的果实。他先是出版了《瀚海天山——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中西书局，2016年），聚焦于唐朝直辖的伊、西、庭三州；本书则跨越从长安到于阗的广泛领域，重点在西域；而随后他还有关于北庭、西北科学考察团等论著也将陆续推出。子凡的成就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也是拜西北地区出土文献和中原各地出土碑志所赐。

    子凡的绪论特别强调“故纸与贞石”对于唐代西北史研究的重要性，此点深得我心。不用讳言，在当前的史学界有一股逆流，认为出土文书不过是一些废纸残片，不能改变传世文献的主体内容，更有甚者对于重要的出土文献也置若罔闻，乃至对相关研究成果加以批判。事实上，正是出土文献为唐代西域史提供了新的视角，让我们抛弃传统史家狭隘的“四夷观”来正确地认识西域本地的民众和他们的文化；也正是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具体例证，让我们清晰了解唐朝制度、文化在西域地区的实施与传播；也正是各种语言文字的出土文献提供了传世汉文文献所不具备的内容，让我们得知在流沙废墟掩埋的西域各个绿洲王国的土地上，曾经有着如此绚烂多彩的文化，从而得知撒马尔干和长安之间丝绸之路上文化传播的缘由与实态……可以断言，今后的唐代西北史、西域史的书写离不开敦煌、西域各地出土的典籍和文书，而子凡的这部著作也将是构建整个唐代西北史和西域史时必不可少的参考论著之一。

    行文至此，眼前浮现出一张与子凡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合影。追寻西域出土文献是我们的公同目标，以此共勉，是为序。

    （《万里向安西——出土文献与唐代西北经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