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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锦芳
关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我有一个较为长远的规划，初步的考虑是：以“三卷本”的规模，重新辨析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复杂关系；梳理1867—1883年间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活动所体现的他对资本问题的新思考；从《资本论》对20世纪社会变迁和思想建构的参与、渗透来探究其现实价值。近年来，按照这样的设计和思路，我广泛搜集、悉心清理和消化文献资料，认真回顾和反思了以往《资本论》研究的历程及得失。我也将自己以此获得的宏观思考和所做的准备性工作整理成文章，陆续在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但并没有将其结集出版的想法，而是力图在此基础上尽快投入到“三卷本”的实际研究和写作中。不料，2022年教师节与学生聚会时，他们送给我一件特殊的礼物——将我近年发表的有关《资本论》的研究文章辑录在一起，编排成一本书的样子，还特意找打印店设计了豪华封面，制作成精装本，并且起了一个特别的书名——《返本再出发》。
“返本再出发！”——这正是我所主张的在新的时代境遇下重新研究《资本论》的思路和方式。这里的“本”既指原始文本文献，也指马克思当年真实而复杂的思想及其形成、变化过程。我认为，在今天要实质性推进《资本论》研究，必须从权威而完整的原始文本出发，以把握马克思深刻而复杂的资本理论及其论证逻辑；必须在总结以往研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实现研究思路和方式的转换；在全球化视野中，全面认识资本的本质、功能及效应，以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矫正以往对《资本论》并不到位的理解，避免简单化、极端化的评论，也才能对其思想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做出合理的解释和准确的定位。为此，我很感谢这些用心的学生对我的理解！
我注意到，新世纪以来，随着西方金融危机引发的整个世界经济衰退和全球化进程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资本论》再次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也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研究的热点，相关的论文、著述在数量上远超以往。但综观这些成果，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
首先是有关《资本论》研究的文献基础，绝大多数论者还局限于“通行本”三卷的范围甚至只以第一卷为依据。我们知道，文献基础的完整、权威和准确，是高水平研究的先决条件。举凡西方重要的思想家，诸如亚里士多德、洛克、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休谟、康德、黑格尔、李嘉图、尼采等，其著作的“历史考证版”出版较为齐全的，对其思想的研究水准也是最高的。就《资本论》来说，2012年最权威的MEGA2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出齐，以其所刊布的15卷23册庞大的文献集群，再加上第三部分“书信卷”大量涉及到《资本论》的通信和第四部分“摘录、笔记、批注卷”所刊布的多部笔记等，系统地再现了马克思酝酿、思考、写作、修改和整理这一著述的曲折过程，颠覆了关于《资本论》是一部业已定稿、由“三卷本”构成的著述的传统印象，给致力于《资本论》研究的学者提供了相当完备的文献，当然也提出了相当大的新的挑战。如果我们对这些表征马克思思想探索和理论建构过程的原始文献视而不见，对文献专家费劲心力做出的考证成果根本不予理睬，要客观、准确、全面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怎么能不受到极大的限制呢？
在我看来，如果不把研究奠基于文本、文献的搜集、梳理、消化和解读上，进而据此做出阐释、分析和评价，相反，只是从那些外在的解释方式和框架、当代流行的或者自己感兴趣乃至创设的观点、所谓重大的社会问题或政策导向出发观照《资本论》，强行从《资本论》文本中寻章摘句、断章取义，写出的东西或许“新颖”“有效”“应时”，但对《资本论》文本及马克思思想的研究却不会有多少实质性的推进。
这就涉及到《资本论》研究思路和方式的转换问题了。有两种研究思路是我不能认同的。
一种是沉浸于既往的理解和传统的观念中，将《资本论》研究的意旨定位于揭露资本的罪恶本质、否定其有助于社会发展的作用，进而主张抑制乃至彻底消灭资本、试图走出一条在社会结构中没有资本要素的“纯而又纯”的“康庄大道”。这种意图和看法，由于缺乏专业的依据和支撑，不仅导致对《资本论》及马克思资本理论的简单化、极端化的理解，更严重脱离四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以及普通民众基于物质生活极大改善而获得的感受。诚如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所指出的，我们“要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总书记的上述论断，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基础上所获得的对资本及其功能和作用新认识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完整、系统的资本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另一种我所不能认同的研究方式是用当代不同学科的观念、框架去规约和讨论马克思当年的工作，并强行划分和定性其所属，或者提出一些大胆的解释和判断。在我看来，撇开促成马克思思想演变的现实缘由和内在思路，用一种异类的视角和逻辑去解释他的思想，虽然比较“新颖”，但无助于对经典作品的主要内容细致理解和准确把握，因而对其思想的研究并没有实质性的推进，或者推进的程度很有限。比如，现在有很多论者试图从“政治哲学”视角推进《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在我看来，就有点过于“外在”了。
这里我还想以近年来流行的所谓“资本逻辑”与“生产逻辑”“断裂论”为例做些辨析。大家知道，在对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的解释中，过去就有“两个转变”（即“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的界说，后来又引入国外学者的看法，即“科学阶段”与“意识形态时期”的“决裂”、“晚年马克思”与“青年马克思”的对立，等等。论者还言之凿凿，把“转变”“对立”“决裂”的界限具体厘定在某一年度、某一文本中，比如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或者1845—1847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等。我撰写过《对马克思思想研究中一种流行的解释思路的反思》等文章来分析这些性质界定上的粗陋、关节点确定的轻率、论据的不足等导致的对马克思思想实际发展过程的偏离，特别是号称“转变”“决裂”和“对立”之后还有大量相左情形存在。这表明，这些论断不过是研究者为了解释的方便或者自己外在论点的申发而做出的，是对马克思思想简单化、线性化的把握，呈现不出理论的复杂状态和其苦心论证的逻辑。
在近年的《资本论》研究中，有的学者提出在早期《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述中马克思阐发的是“生产逻辑”，到《资本论》及其手稿（从“1857—1858年手稿”开始）中，他就将其替换为“资本逻辑”了，因此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可以用这“两个逻辑”的嬗变来解释。不客气地说，这不过是上述“转变论”“决裂论”和“对立论”的又一次模仿或者变种，并不切合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的实际，更不像有的论者所声称的那样是《资本论》研究的“创新”。
这里还是“用文献说话”，看看在被有的论者认定已经转换到“资本逻辑”阶段的“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是如何论述“生产逻辑”及人与社会发展的：
其一，“生产”的社会地位及类型。“生产”是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透视“一切社会形式”的“普照之光”和“特殊的以太”。他认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并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当然马克思也指出，生产不是抽象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基础”“内容”又是“特定的”，也是必然会“变动的”，“直接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直接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生产”“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生产”是生产的多种形态。而就人类社会发展方向来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最终“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同上书，第31卷，第104页）
其二，“生产”与人的生活境况的演变。马克思把“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以及“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作为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同上书，第30卷，第22页）这是以“生产逻辑”对“资本逻辑”的透视和对抗，贯穿了他资本批判的始终，而不存在后者对前者的替代。他之所以谴责资本主义，因为资本借助“雇佣劳动制度”造成了社会经济结构中“劳动者和劳动条件的分离”，即“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0页）“社会的个人”本来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和支撑，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却不是他们这些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现实的人”。“劳动的这种现实化变现为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
其三，“生产”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是在探究“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何以可能的语境下阐发“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的，所以，他所指的“富裕”不仅限于物质财富，更包含了人的精神层面。在原始手稿中，马克思把“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都用斜体加以书写，意在着重强调。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个人的时间主要是“劳动时间”，而且其大部分都运用到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劳动”）上了，因此，马克思说：“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他主张先把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还给他们自己，使得他们创造的价值更多地由自己享用。在此基础上，尽量缩短劳动时间，增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使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同上书，第31卷，第101页），而且即便随着生产形态嬗变为“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同上）。
由此也可以知道，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中，从来不存在所谓“生产逻辑”向“资本逻辑”的转换，毋宁说，二者始终共存于其思想探索的每个阶段、其写作的每部文本之中。即便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无论是探究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还是流通过程，也不是“资本逻辑”一统天下，相反，在其“支配”表象背后是“生产逻辑”的作用，即生产不断地对资本展开调控、矫正、引导和超越。幻想在社会结构及其发展中剔除“生产”因素、削弱“生产”的功效，根本无法解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建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对未来社会的探索。
而我所主张的有关《资本论》的文献基础和研究思路与上述情况可以说极为不同甚至是正好相左的。当我把学生辑录的我近年发表的这些论文再次集中阅读之后，这种感受就更为强烈。虽然抽象地讲，学术无定论，研究也不存在固定之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路和观点，可以求同存异。但我依然固执地认为，包括《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著述及其思想的研究是一项严肃的学术活动，“专业”的严谨态度和操守必不可少，包括完备的文献资料、扎实的史实基础、严密的逻辑推论等。同时，顺应时代潮流、理性评估历史效应和现实价值也是题中应用之意。我说过，“文本与思想、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纠缠在一起，使到位而深入的马克思研究非常艰难”，但作为专业研究者，我们只能迎难而上，不可以投机取巧、寻找捷径。这样说来，我的这些论文及其观点对于切实推进《资本论》的研究、矫正目前学界存在的相关问题和偏差就不无价值了。
正是基于上述考量，我决定将这本观点鲜明、但可能还不够成熟的论文集先行出版。这就是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返本再出发——〈资本论〉基本文献考辨及研究方式转换》。
《资本论》是一部大书，迄今为止我们对它研究得还很不够。身处全球化新的境遇中，面对盘根错节的现实难题，期望学界摒弃情绪和偏见，坚持科学和理性，尽力接近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史实和逻辑、价值和情怀，共同推进对这部经典著作的精深理解和对时代问题的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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