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别研究角度介入儿童文学知识机理

    ■张颖

    “五四”时期的新文学是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在“五四”新文学的整体中，儿童文学是有机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最能显示“五四”新文学的“新”质的，首推“儿童”的发现和“儿童的文学”的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功绩在于“人的发现”，而所谓“人的发现”，具体而言是包含了“妇女的发现”“平民的发现”以及“儿童的发现”。其中儿童的发现不仅促发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诞生，而且对现代文学的语言创造、思想观念和表现手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简言之，“儿童”的发现和“儿童的文学”的发现是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而存在的。

    因此，如果打通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儿童文学研究，研究儿童文学时将其嵌入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中进行，研究现当代文学时将儿童文学也收入视野之中，致力于寻求现当代文学和儿童文学研究之间的“主体间性”，那么无论是儿童文学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或许都将产生新的理论创见，出现新的研究思路。

    无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还是儿童文学研究都绝不应当画地为牢，而要超越自我封闭的局限，从整体、宏观的视野和动态的角度来认识和把握“中国文学”和“文学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吴翔宇、郑逸群合著的《现代女作家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以性别视角作为“想象中国的方法”，以女作家的多重身份及创作的多歧来讨论儿童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进程，这不仅是对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和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具有“整体意识”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呼应、继承与发扬，也是试图打破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研究壁垒的尝试与开端。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女作家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并非简单地运用归纳性思维将前辈学人有关文学“一体化”的研究进行整理和总结，而是运用演绎性思维，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儿童文学的特殊性进行“边界”“跨域”与“融通”，从而形成新的研究范式。从这种意义上说，《现代女作家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可视为“重写儿童文学史”的某种尝试，既以整体观考量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进程，又不漠视中国儿童文学自身的“主体性”，从而为我们打通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无论是儿童文学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都亟需加强对文学进行条状和整体的把握，以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池塘不见江河的研究现状。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儿童文学的奥秘正在于不单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儿童文学，而要从现当代文学和儿童文学的窠臼中走出去，然后站在历史、哲学、美学、心理学等广阔的领域回眸并凝视于它。它的挑战性、刺激性和迷人之处，正在于其源自昨天立足今天而又通向明天的处于动态发展当中的“百年”。

    跨学科是当下文学研究势在必行的“突围之路”，但如何在求同存异的进程中平衡“一体化”和“主体性”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亟需谨慎对待的问题。

    在百年中国文学历程中，女作家往往被视为儿童文学创作的“天然”人选。不仅以书写母爱、童心见长的女作家冰心被纳入了儿童文学的创作队伍，而且来自解放区的女作家如刘真等也引人注目地在儿童文学的创作中形成了她们的群落。如果说“女性”是一个遭潜抑的社会文化因素，那么对于女性和孩子间“天然亲缘性”的规定与认可，则在“永恒的母爱”的意义上，再度确认了某种“女性风格”。这几乎成为一种特定的文化角色，实践着一种特殊的文化功能。“女性风格”作为某种规定性的存在，规范着不可见的女性文化身份；同时，它事实上作为修订过的“婉约”歌咏的对应物，成为一种获得特许的风格样式，比如茹志鹃、刘真就是以孩子和小战士的形象序列获得了文坛的认可。新时期和新世纪以来，陈丹燕、程玮、韦伶、殷健灵等的少女小说创作也在某种程度上显出“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欲语又停留”的“女性风格”。

    该著作的迷人之处正在于从性别视角切入百年儿童文学研究。从性别角度切入儿童文学研究历来有两种方法，一是将性别批评对于文学作品中性别表现的分析、批判挪用到儿童文学批评中；二是将性别批评中的“男性—女性”关系对应于儿童文学中的“成人—儿童”关系，借此揭示儿童文学作品中成人与儿童之间始终处于变动中的相互关系。女性和儿童的“发现”都是现代性的产物，因此在现代性的框架中最易于找到契合点和触发点。这主要体现在两者在发生期都是作为一种“弱者”和“边缘”的文学而存在的。因此女性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是一种“互为方法”的关系。1918年，中国诞生了一个字——“她”，与“他”是平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现代女性写作提供了一批具有现代主体意义的女性写作者。女性写作与男性立场，所使用的腔调，与所使用的视角，均有所不同。女性结束了自身的历史沉默而浮出历史地表，由被他人言说而变为自我言说。有多少无名的女性，拿起笔来书写，写下普通女性们的生活。让无名的女性开口说话，她们的自我言说里有着曾经被普遍忽略的女性视角、女性感受和女性立场。

    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儿童文学绝非及物的静止的只具备“儿童性”的真空文学，而是及物的动态的且具有“自反”性质的文学。“儿童反儿童化”即可作如是观。同理，前述女作家儿童文学创作的性别议题也要考虑其作为“反性别”的存在。换言之，女性的儿童文学创作不仅仅是“女性创作的文学”，更是一种致力于“走出女性的文学”。现代女作家既勇于拿起又敢于摆脱性别的火把，其艺术专注力绝非个人的和单一维度的，而是具备一种生长性，即具备更多的社会责任和更少的对于个人生活的沉溺。原因在于，无论是女性还是儿童，均是社会和时代中的“人”。

    当代学者胡河清曾提出一个观点，说天才人物往往体现出“双性化”的特征。也即是说，女性身份和创作风格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主张“性别差异论”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伊利格瑞也认为，到目前为止，对女性性征的理论表述都是在男性的参数中进行的，也就是男性眼中的女人；但在伊利格瑞看来，还应该有一种女人眼中的女人。事实上，在我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中即可见出端倪。四大传说的情节动力均来自于追求变化的女性，她们或希望获得与男性平等的身份，或努力进入与对方同样的状态，而其伦理取位又均与正统观念相悖。该著作中的现代女作家在某种程度上事实上也可作如是观。

    该著作中所列举的二十一位现代女作家，她们有时互相补充，有时互相矛盾，有时互相印证，每个作家都可能表现她的洞见和局限，而这种种洞见与局限，又最终汇合成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女作家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融合了两个变量，既作为研究对象而存在，又意味着一种关系、视野和方法的建构，即将研究对象置于总体之中，又在“百年”的流动性中加以把握。而这些变量内部以及缝隙间又将存在着产生新意义与可能的空间，而这也正是该著作的出发点与立足点，也是学术再出发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