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心地单纯的纯学者

    杨天石先生的文集即将付梓，共十八卷，八百万言，蔚为壮观。承天石兄雅意，嘱序于余，想平日交谊亲厚，亦大体能明其所学之故也。天石长我五岁，他大学毕业的翌年我刚入学。并不同校，他在北大，我在人大，念的都是中文系；读书时，他是“白旗”，我是“白专”。

    他的文章也真多，时不时地就能看到他的新作。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经过外放劳动和干校整治，我已回到北京，参加《红楼梦》新版本的校订。天石兄研究王艮和泰州学派的著作即问世于此时，前此还有《近代诗选》出版，南社研究似亦肇始于此际。他的学术名声开始萦回于学术之林。当时，天石兄正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语文，爱才重学的史学家侯外庐拔赏贤才，准备将他调至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不知什么原因，没有结果。后来李新调他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门从事民国史研究，时在1978年。这以后便开始了我与天石兄的学术交往。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的资料颇丰，我常去查阅资料，遇有疑难每次都能得到天石兄的帮助，间歇时亦常到他的办公室小坐。他整天埋在办公室，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家休息。他的用功是惊人的，是我所见到的京城学界最用功的人。直到今天，他精勤用功的习惯仍未尝有变。近代史研究所在东厂胡同，在明代那可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去处。文集中的《东畅楼随笔》卷即由此谐音得名。

    天石兄的学术研究是建立在翔实材料基础上的，天南地北地搜罗材料是他为学的第一要务。经常听他说起到台湾地区的近代史研究所，到美国部分大图书馆查阅资料的奇特经历。他的办法是动手抄，坐下来就是一整天。几周甚至几个月，天天如此，周而复始。《蒋介石日记》就是他在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如此这般地一字一句抄录下来的。文集中解读《蒋介石日记》的五大卷书，字字都是汗水垒成，可谓得来匪易。现在他成为海内外研究蒋介石的权威作者了，殊不知背后所付出的辛劳又岂是常人所能为者。

    天石为学不专主一家，所涉域区甚为开阔。晚清民国以来的史事固是他一向的研究重点，但选题视角独特。《蒋介石日记》的解读，可以说是他的独得之秘。《南社》和南社史研究，则是独辟蹊径，侧攻清末民初史事的丰硕成果。他喜欢当时在现场的人写的日记，《钱玄同日记》的整理即为一例。当我奉到天石兄送的疑古玄同的《钱玄同日记》时，分明感到了珍惜和感激。论者或谓，民国史主要研究一个蒋介石，未免局限。实际他的研究远不止此。文集第七卷是孙中山研究，第四卷是辛亥革命研究，第五卷探讨民国时期的风云变幻。如果说天石是民国史研究的大家，其谁曰不然。

    天石的研究兴趣亦包括思想史，特别是思想和人物研究，这有文集第二卷朱熹和王阳明研究为证，也有第六卷的思潮与人物专集可证。他在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上共发表文章11篇，最早是1991年的第四期，同时刊发两篇，一是《跋胡适、陈寅恪墨迹》，二是《胡适与国民党的一段纠纷》。第二次是2006年，题目为《王克敏、宋子文与司徒雷登的和平斡旋——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第三次是2008年春季号，《论国民党的社会改良主义》，我们安排在最重要的“文史新篇”专栏刊载。第四次是《蒋介石与尼赫鲁》，发表于2009年秋季号。第五次是《辛亥革命何以胜利迅速代价很小》，刊于2011年秋季号，是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特稿。第六次也是两篇同时刊载，一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与蒋介石在台湾的“革命实践运动”》，二是《台湾时期蒋介石与美国政府的矛盾》。第七次是2018秋季号，题目为《雷震、胡适与〈自由中国〉半月刊》。此外还有两次专为我们撰写的“学人寄语”。不必细详，仅从题目即可知晓他的这些篇章是一些何等重要的论著。

    天石先生绝不是以堆砌史料为能事的史学家，他的史中有思想，有精神，有现实关切。清儒所说的学问构成的三要素，义理、考据、辞章，在天石那里是融合在一起的，从不曾将考据和义理划然而二分。刊于1991年《中国文化》的《跋胡适、陈寅恪墨迹》一文，其实大有来历。文中涉及陈夫人唐筼未与陈寅恪先生结缡时悬挂祖父唐景崧的诗幅一事。唐公是甲午战败时的台湾巡抚，为反对割让台湾欲暂时让台湾“独立”来缓解危机，当然不可能成为现实。所以后来他写了两首诗发为感慨，一为：“苍昊沉沉忽霁颜，春光依旧媚湖山。补天万手忙如许，莲荡楼台镇日闲。”二为：“盈箱缣素偶然开，任手涂鸦负麝煤。一管书生无用笔，旧曾投去又收回。”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陈寅恪先生请胡适为唐公遗墨题句，胡适题的是：“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陈寅恪先生回复胡适不禁感叹道：“以四十春悠久岁月，至今日仅赢得一不抵抗主义，诵尊作既竟，不知涕泗之何从也。”

    唐景崧所写两首绝句当时就写成诗幅，由其孙女唐筼珍藏。陈寅恪因观赏诗幅而结识唐筼，二人由此相识、相恋，结为终身夫妇。

    当1966年端午节的时候，寅恪先生为纪念和唐筼的婚姻，对诗幅重新作了装裱，并题绝句四首，其中第二首为：“当时诗幅偶然悬，因结同心悟夙缘。果剩一枝无用笔，饱濡铅泪记桑田。”这首诗恰好和唐景崧的诗前后印证。唐公遗诗“无用笔”，寅老诗句又称“果剩一枝无用笔”。天石兄讲述胡适应寅老之请，为唐公诗幅题句一事，岂闲笔哉，岂闲笔哉！ 其他如《胡适与国民党的一段纠纷》以及《雷震、胡适与〈自由中国〉半月刊》，虽是考史，那目光始终未尝离开真实的现实。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诚然也。

    天石文集中那些大部头著作，我们显然难以逐篇赏读，但他发表在《中国文化》上的文字，我是篇篇细读过的。虽只十余篇，作为抽样，其笔法、义理、思旨、辞章的特点，我大体可以了然。历史书写是讲究笔法的，此一方面天石在行文中自有心得。他出身文科，诗文写作是家常营生。他置身于晚清民国以还的史事研究，史笔中亦难免会有诗心流露。但他不是文史会流的考史方法，也不是以诗文证史，而是诗作另行，成为他书写性情的单独途径。文集所收《半新半旧斋诗选》等，即为他诗作的选编。由于每有诗集出版天石都会送我，因此知道他的诗多为抒怀写实，交游、经历、情感心迹，历历在焉。他为学的考据、义理、辞章可谓同行并存。

    天石还主持过历史和思想的刊物，就是影响很大的《百年潮》杂志。我考证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为慈禧密旨赐死的长文，曾蒙他谬赏择要刊载于此刊。记得他的《百年潮》还发生过不少故事，天石兄自己已有记述，我就不在这里赘言了。

    2011年，我成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在那里我们有了更多的晤谈机会。特别当每年两次的馆员休假之时，我们可以畅叙一切。我与天石的交谊似乎越来越“情好日密”，内子陈祖芬也很喜欢天石，我们常常一起交谈。我们看重他是一个心地单纯的纯学者，这比学问本身还重要。我曾说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进人的条件是“学问第一，人品第一”。或问，两个第一何者在前？ 答曰：学问好的人品在前，人品好的学问在前。我们的天石兄可谓两者能得其兼者也。

    何敢称序，不过借此忆往事思来者而已。祝贺天石，谢谢天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