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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赣南度过了八年的少年时光，感觉很多的人和事穿越时空，注入了我的身体，让我和当年的那些参与者息息相关、血肉相连。
我十一岁那年，因父亲的原因，全家由省城下放到赣南宁都大山深处的一个很小的村子。很多人都知道红都瑞金，知道长征出发地于都，知道将军县兴国，却对宁都很陌生。其实，红军从井冈山上下来，最早的落脚地就在宁都附近，宁都是中央苏区前期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是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指挥中心和主要战场。
我家下放的那个村子，有着很多红军的印迹。我是从那儿开始真正了解红军的，也许后来我致力于红军历史研究和相关文学创作，都与那段日子有关。那个村子总共不过三十户人家，几乎每户都有沾亲带故的人参加过红军，上过战场。
母亲在我们下放到那个偏僻小村不到两个月就病故了，父亲那时还不能有自由。少了父母的陪伴，我接触的乡民就比较多。冬天我总喜欢偎着乡间的老者，听他们讲古。关于红军的许多故事，我都是从他们嘴里知道的，其中有很多后来成了我小说创作的素材。这部作品就是如此。
据说，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前身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起义前，撕掉了国民党军徽章转移至石城时，从当地征了不少挑夫，其中里敖就有八人。这八个人后来都当了红军，其中有一个当时已成家，有一个女儿，后来这个人在战斗中牺牲了。这个红军的女儿后来嫁给了一个叫刘书凤的男人，是当时的生产队长，
现在，她有九十多岁了，每次我回里敖，她总要掏出那张红军遗属证跟我说上许多。
宁都是中央苏区的核心县，这一带的乡民积极参加红军。官方史志记载：“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十月，共有近六万人参军，以当时宁都县总人口计，每五个宁都人就有一人参加红军，以当时参加红军的赣南籍红军总数计，每五个红军中就有一人是宁都籍。”
在我少年时居住的村子的几十里外，有个叫小布的地方，那里有很深的红色烙印，它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的诞生地，第一次反“围剿”军民祝捷大会也是在这里召开的。毛泽东、朱德、曾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小布留下了许多光辉足迹，从这里出发，红军接连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苏区成立，定都瑞金。
史载：“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后，使赣南、闽西两部分连成一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并统辖和领导全国苏维埃区域的斗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中央苏区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四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拥有六十个行政县，总面积约八万四千平方公里，总人口达四百五十三万，红军和根据地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中央苏区由此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八万七千人，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进行突围长征。”
我在赣南度过了八年的少年时光，感觉很多的人和事穿越时空，注入了我的身体，让我和当年的那些参与者息息相关、血肉相连。
这本书中所描绘的人和事，基本上是赣南苏区客家孩童的一种生活状况。
对赣南客家文化的描写和日常生活细部的呈示，一直浸润在我的文本叙事中，这是我熟悉的，也是我钟爱的。我觉得，当年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深深吸引了我，并潜移默化影响了我，造就了我。我也觉得今天的小读者会觉得新鲜，会觉得有点意思，会觉得这些元素是这部作品与其他作品迥然不同的地方。
我将其视作文学的土壤，我的故事之花，就是种在这片土壤上的。在我几乎所有涉及赣南苏区的作品中，都或多或少有着客家元素，客家围屋、客家饮食、客家婚丧、客家山歌、客家宗族，以及祠堂文化，林林总总，五花八门。
我有几方面的思考。
其一，红军在这片土地上奋斗的日子，与客家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有几十万红军，皆为客家子弟。这样一支队伍肯定有与其他队伍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如果文学作品脱离了这些元素，就是无血无肉无骨的一张皮，人物立不起来，故事苍白无力，主题空洞概念化。我觉得，有
些关于中央苏区的文本读来枯燥无味，大抵是因为这个。
其二，客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元素尤其重要。同样，红色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故事中的精华，如何讲好是值得我们作家深思的问题。革命历史题材，要从人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讲好中国故事。
第三，客家文化和红色历史一样，有许多是少年儿童不知道但值得了解的东西，也是他们可能觉得新鲜并能激发兴趣的东西，我希望他们能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到成长的力量。
很早之前我就知道客家人是不养鸽子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在赣南乡间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期，在农家没看见养鸽子的。鸡鸭鹅什么的他们当然养，很多家禽我都见过，但是没见过鸽子。
我见过客家孩子养鸟，就是那种叫八哥的鸟。在那里，到处可见全身通黑，仅两翼间有两处白斑的八哥，尤其是到了春耕时节，农人驱牛耕地，将眠了整个冬天的土地翻耕，从泥土中会翻出蚯蚓和冬眠的虫、蛙什么的，成群的八哥，就如趋花的蝶群赶来。每到春天，八哥孵出小鸟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孩子，爬上大树，大多是那种古樟树，从树洞里掏鸟。树很高，当然充满了危险，一来有攀高坠落的危险，二来可能会出现各种意外。我弟弟张品良曾在村口那棵老樟树的树洞里掏过八哥窠，结果抓了一团凉东西，那是条蛇。当然，弟弟受了惊吓，从高枝上摔下来，好在树
下是一口大塘，人掉进了水里，虽没伤筋断骨，他却从此不敢再贸然做这种勾当了。八哥的雏鸟就成了我们的玩物，各人都小心养着。
这部作品是我惯常创作的延续，依然是以红色题材儿童小说的样式呈现的，写的是红军时期的一群少年。同我以往的小说一样，文中没有太多的战争描写，我写的是乡间的琐碎和生活的日常，写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事，有情感联系，有纠结纷争，当然也有穷人和财主的斗争，以及红白战斗，但我总愿意将故事写得真实一些，生活气息更浓厚一些。
关于鸽子，我要说上几句。在我的记忆中，赣南乡间过去确实没有养鸽子的习惯，但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央苏区，是不是有过鸽子呢？别的不说，我知道，在长汀有所教会医院，曾经有外国传教士和医护人员从国外带来过鸽子。这所教会医院，后来搬到了瑞金，成了中央红色医院，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正规的医院。当年的院长傅连暲是不是把教会医院的鸽子从长汀也带到了瑞金呢？ 不管怎样，长征前的一封电报中，确实提到过鸽子。当年，时任粤赣军区司令员的何长工前往会昌筠门岭和粤军代表谈判，谈判中途突然接到了周恩来同志用密语发来的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电报的内容是指长征已经开始了。这封电报用到了鸽子，我觉得“鸽子”二字不是无中生有，我认为在当时的瑞金已经有了很多的鸽子，甚至可能有用于通信的鸽子。
有的读者和评论家可能会质疑
小说核心史料的真实性，即当年的中国，是否有军鸽的存在。第一，我并没有去写一支军鸽队伍，只是写鸽子在通讯方面的使用。第二，我的故事也不是在写军鸽，主要讲述的是一群养鸽的乡间客家少年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成长。
这部作品以八哥和鸽子穿连起了上田镇的一群少年，围绕这群少年又展开了一系列故事，反映的是那个年代和红军相关的史实，实实在在书写了一群少年的别样成长。我在创作过程中并没有刻意去写宏大的历史，多着墨于乡间的日常生活，唯一较为完整的“护送黄金”的故事，本可以发挥得更多，惊险、悬疑之类的元素可以填充得更完满，但我依然不想写得太密。我非常明确我所要表达的内容，我不愿让故事偏离人物和主题，更不想让它喧宾夺主。我对这部作品的期望，也跟我以往的那些笔墨一样，就是想让读者了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赣南苏区那几年的真实历史，了解先辈们曾经的普通生活和奋斗史。
我希望孩子们能通过这个故事跨越近百年的时差，走进那段硝烟弥漫的历史，知晓往昔岁月中那些曾和自己同龄的少年是如何用青春之热血和无畏之勇毅为国家和民族奋斗的，并懂得今日我们虽不用再面对烽火，也鲜有生死抉择，但铭记历史和来路，不断探寻属于中华民族的独特红色记忆，才是致敬历史、汲取奋进力量的最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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