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的艺术古籍文献有待“唤醒”

    古籍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古籍工作。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高度强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同时，党和国家对美育工作的重视程度也日益提升，从2020年“两办”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到2022年“美术与书法”提升为一级学科，艺术在教育中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许多古籍类和艺术类专业出版社都积极行动起来，谋划更大的作为。上海书画出版社就是有代表性的一家。本报注意到，上海书画出版社将艺术美育与古籍整理出版有机结合，不仅组织策划了特大型艺术古籍文献整理项目《中国艺术文献集成》，艺术文献出版中心的成立亦已列入上海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支持项目，一系列大动作十分果断，显示出该社在古籍文献、艺术美育出版领域的深厚积累和坚定决心。为此，我们采访了上海书画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赵玉东，请她来谈一谈相关的情况和具体的谋划。

    中华读书报：赵社长您好！ 首先祝贺贵社《中国艺术文献集成》入选“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第一批重点出版项目”，以及艺术文献出版中心入选“2023年上海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财政扶持资金拟支持项目”。贵社连续推出重要举措，显示出坚定的决心和魄力，能否谈谈你们有关的认识和思考？

    赵玉东：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书法、绘画、篆刻等为代表的艺术成果占据着重要地位，与传统经学、史学、文学等共同构成我国辉煌灿烂的文化星河，参与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塑造。艺术类典籍是中华文明传承有序、富有特色的瑰宝，同样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根基命脉所在。近年来，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然而对于蕴含着特别的文献和文化价值的古代艺术类文献，开发尚有不足，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事实上，艺术类古籍的数量和质量，还处于一个被远远低估的状态。尽管这些年来已经有许多精品艺术文献出版面世，但相较于中华民族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其占比很低。以刻本、稿抄本、拓本、钤印本等多种形式流传至今的艺术类文献远未得到充分开发与利用，这不仅与学术研究现状不相适应，更与国家对艺术和美育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和国民素质教育中的要求有很大差距。

    上海书画出版社素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面对“两办”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面对艺术学界研究欣欣向荣的大好发展势头，我们对艺术古籍文献的系统性大规模出版有当仁不让的决心。这个决策方向，先由前任社长王立翔提出，并在我们社领导班子会议上讨论了很多次，最后达成了共识，便下决心组织专业团队，投入专门力量，来做这件事，由总编辑田松青负责策划、主持。项目的申报和团队的建立，也很幸运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学界的认可。我们做好了长期奋斗的准备，有信心把这样一个大工程完成好。

    中华读书报：您刚才说到，已开发利用的艺术文献数量远远不足，能讲一下具体的数据吗？

    赵玉东：其实出版艺术文献的出版社并不少，无论古籍类出版社还是艺术类出版社，都有涉足，传世名作如《历代名画记》《虚斋名画录》等，许多社都推出过不同的版本。然而除了这被反复整理出版的一小部分书之外，隐于背后未被关注的古籍数量恐要十倍于此。可以来看几个数据：民国时期出版的《美术丛书》，至今仍是时常被提起的艺术类丛书典范，其从1911年至1936年间出版4集，每集10辑40册，共160册，收录文献285种，其中还有少量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属于艺术文献的品种。另外大家耳熟能详的清代乾隆年间编修的《四库全书》，其子部艺术类收录文献82种，存目80种，加上与艺术有关的文房四宝类文献，也只有180种；本世纪初修成的《续修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并文房四宝类收录文献164种：两者相加仅344种（丛书子目姑不计）。2009年，本社出版《中国书画全书》增订本，收录古代书画专著400余种。而在《中国古籍总目》中，仅子部艺术类即收录文献3800余种，更不用说收录于其他部类但仍可归属于艺术的诸多文献。事实上，通过对经、史、子、集四部的全面排摸，我们发现除子部艺术类之外，四部多个类目中均有艺术相关文献，据团队在申报《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时的统计，涉及文献不下五千种，而且随着团队的继续挖掘，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中。很显然，此前已出版的所有丛书和单品种著作相加起来的品种数，与这个数量相比还有巨大差距。由此可知，在中国艺术典籍的宝库中，已出版的品种仅占一角，还有更多宝藏等待我们去开掘，去利用。

    中华读书报：我注意到，贵社已出版不少艺术类古籍文献，近年来更开发了许多珍稀品种，广受好评。这些想必都为《中国艺术文献集成》项目的实施和艺术文献中心的成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赵玉东：作为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成员，我社一直以积极整理出版艺术类古籍为己任，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即于同类专业出版社中率先进入古籍整理出版领域，标志性成果如前面提到的《中国书画全书》于1992年即开始陆续出版，于1999年全部完成（14册），十年之后又出版了修订版（20册）。《中国书画全书》汇集了我国自先秦至清代重要书画专著400余种，约3000万字，是第一套整理排印的全面反映我国传统书画理论的文献资料性质的大型丛书，成为广大专业人士案头必备的资料书、工具书，影响深远。该书荣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近年来，我社又成功出版《董其昌全集》《吴昌硕全集》等大型艺术家全集，在文史界和艺术界均备受好评，为古代书画名家文集的整理出版开创了一种全新模式。于2017年启动的大型项目《中国书画基本丛书》可谓《中国书画全书》的升级版，将对200种左右的古代重要书画专著进行严谨规范的校勘整理，以打造可以让学界放心引用的权威版本为目标，目前已出版近20种。除了基本文献整理，我社也注重珍稀艺术类古籍文献的影印出版工作，代表选题如《金石学文献稿钞本集成》，已分三辑出版了82卷。《中国书画文献稿钞本丛刊》已出版初编6卷，收入稀见书画稿钞本10种。以上多种图书均列入“十三五”“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获得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等多种奖项。

    以往，古籍整理的重点一直是以文字为主的古籍文献，但艺术类古文献常常与图像结合，并蕴含着特别的文献和文化价值，而这类文献为常规古籍整理忽视已久，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存在大量亟待填补的空白。我社较早地关注到这一领域并展开行动，于2019年出版《国家图书馆藏青铜器全形拓集成》，2020年出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山川名胜舆图集成》，均获得学界好评。

    正是这些年来的成功实践给了我们信心，让我们对艺术类古籍文献出版的巨大潜力有了较多认识；也是在开发这些选题的过程中，引领我们窥见还有如此庞大数量的沉睡中的文献，有待今人去唤醒，去梳理，让她们重新焕发光彩。无论艺术文献出版中心的运营，还是《中国艺术文献集成》项目的开展，都有赖于我们在历年积累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扎实推进。

    中华读书报：在贵社近期出版的范景中先生《艺术与文明Ⅱ·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的美术史研究正在兴起。”我们的观察与此相同。仅就图书而言，近年来，艺术史、美术史方面图书出版出现爆发式增长，像浙江大学出版社《宋画全集》《元画全集》、商务印书馆“艺术史名著译丛”等图书的出版都十分引人注目，像范景中、巫鸿等艺术史家的研究著作受到读者追捧，此外艺术史普及读物的出版亦呈井喷之势。这应是艺术史、美术史等学科内部发展的结果，但也不无外部推动的因素，如前所述，随着两办《意见》和“美术与书法”提升为一级学科等重磅措施，美育在教育中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上海书画出版社启动《中国艺术文献集成》项目，对艺术史、美术史等学科、学术的发展，对国家“美育”工程的实施，无疑均具重要意义。贵社对此是怎么理解的？

    赵玉东：“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对艺术与美的关注，是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很自然地出现的。诚如您所说，当前艺术作品的大全集式出版已取得巨大成果，研究、鉴赏著作也方兴未艾，日益受到学界和大众读者的关注。三个点支撑一个平面，现在明显短板的一点，就是艺术类文献的整理和出版。我们知道，一个学科的建立与繁荣，文献是基础。随着“美术与书法”提升为一级学科，艺术文献的重要性和需求程度进一步提升。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艺术的直观呈现；而在文献中，才能看到何以、如何呈现的理论分析。有些作品已经失传，今日无法一睹真貌，但在文献中仍有记录、描述，可以补上艺术发展史的重要环节。如果没有文献、不看文献，很可能就如闭门造车，埋头研究了半天的成果，其实古人早已说过，甚至说的更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至今，古人的智慧、经验凝聚在古籍文献中，以此为基础，才能托举当今的研究和鉴赏，达到更高的高度。而如前所述，目前已经出版、得到利用的文献只是一小部分，无法代表艺术类古籍文献的应有面目。这种现象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大量有价值的艺术文献被束之高阁而蒙尘，广大读者无法得见；另一方面，研究者由于得不到一手文献资料，在研究中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并因文献的辗转传抄而造成不少讹误，相关研究工作因此而受到制约，无法有效深化推进。《中国艺术文献集成》的出版，将切实补足这一块短板，进一步推动艺术领域学科发展、研究深入，更好地呈现中华传统艺术的璀璨光芒，为国家“美育”工程添砖加瓦；艺术文献出版中心的成立，则是对这一工程的强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