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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日本六一书房出版了考古学者藤井康隆所著《中国江南六朝の考古学研究》一书。藤井先生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考古学研究室，获博士学位，此后就职于名古屋博物馆。在此期间，他曾赴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研究所进修，并于2021年开始担任佐贺大学副教授。该著作正是在其博士论文《南北の対比による中国江南六朝の考古学研究》（《基于南北对比的中国江南六朝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整理、扩充而成。202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决定引进这部日本学界有关六朝考古学的新作，并由南京大学张学锋教授与本人完成汉译，于2023年5月以《中国江南六朝考古学研究》（下称《研究》）为书名出版。近年来，国内出版界非常注重引进外国重要的研究成果，但纵观相关译著，绝大部分为著名学者的经典著作，如本书这样代表海外中青年学者最新研究成果的译著可谓凤毛麟角。因此，笔者对江苏人民出版社在择选外文学术成果方面展现出的魄力与学术敏感性深表敬佩。
《研究》一书共分三编。其中第一编主要关注的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墓葬，基于魏晋南北朝南北方墓葬的对比研究，探讨了六朝时代墓葬的内、外部空间与其各自的特征。第二、三编集中考察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金属带具及其制造工艺，从文物学的角度，阐述中国南北方，乃至东亚世界范围内金属加工技术的发展与相互交流。笔者有幸担任第二、三编的翻译工作。在此结合本人翻译过程中的体会，简要介绍相关部分的主旨与主要成就，以便于读者把握原著的学术内涵。
一
自先秦至汉代，用于连接腰带的主要装置为带钩。带钩由铜、金、银、玉等材质制造而成，整体多呈“S”状，其通过器身上的钮固定于腰带一端，而钩状的前部用于扣住腰带另一端的孔洞或系扣，以达到系结腰带的目的。与此同时，在中国北方的匈奴、东胡等民族中，还流行在带鞓即带身上安装极具装饰性的金属牌饰。这种牌饰常采用浮雕、镂空等技法刻画出鹿、虎、马等动物造型，展现出丰富的游牧文化因素。在广泛的民族交流过程中，此类金属带饰传入中原地区，甚至在汉代全国境内均发现有相关遗物。如果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此类动物主题的腰带牌饰不仅见于东亚地区，还广泛出现在亚欧大陆的古代文明之中。公元前七至前三世纪，活跃于亚欧草原的斯基泰文明盛行黄金饰品，其中包括在腰带上装饰各类以动物纹为主题的黄金饰板。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金属带饰是亚欧大陆文明互动背景下形成的一种装饰性文物。
汉代的金属带饰可分为单纯用于装饰的牌饰，以及具有系结功能的牌饰。前者往往安装于腰带两端，可称为“带头”。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两件对称鎏金铜带头，整体呈长方形，正面装饰卷龙双龟纹，背面置两环钮用于固定在腰带上。与此相对，具有系结功能的牌饰，设有扣锁装置，因此被称为“带扣”，其造型可分为无舌与有舌两类。所谓“舌”就是通过别住腰带另一端孔洞固定腰带的部件。徐州西汉狮子山楚王陵出土双熊噬马纹金牌，牌饰无舌，但其中一块有镂孔，可将反向腰带末端穿过系结。大连营城子汉墓出土龙纹金带扣上具有可活动的舌，其使用方式与今日的腰带扣已无本质区别。
虽然带头、带扣最初源于游牧文明，但随着其在汉代的流行，带饰纹样从草原动物逐渐演变为龙、虎、龟等中国传统瑞兽，更多地表现出本土文化因素。不仅如此，自东汉晚期开始，此类带饰愈发多样，并最终在西晋朝形成独立的形制与制造工艺。这正是《研究》第二、三编探讨的“晋式金属带具”。
二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两晋时期此类带具的命名不一。如各类考古报告多采用“晋墓带饰”或“晋代带具”的称呼，孙机先生称之为“晋式带扣”，而日本学界通常使用“金属带具”的表述方式。基于此类带具的流行时间与构成，藤井氏将其命名为“晋式金属带具”，并明确其定义，即“以前部边缘呈弧状后部边缘平直且透雕有龙虎形兽的变形长方形金属带扣、金属带头，以及透雕有芝草纹的銙为主构成的金属带具。……是由晋王朝确立的独特样式的带具”。
通过整理相关实物资料，《研究》将晋式金属带具纹样划分为单独走兽、走兽凤鸟组合、双兽或双凤鸟组合等多个系列，并根据制造工艺考证其包括国家官营工坊与民间私营工坊两类产品。其中官营工坊的产品与国家服饰制度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从墓主人身份，特别是上海博物馆藏玉带扣所见武将铭文来看，晋式金属带具应属于高级武官军装的组成部分。而私营作坊生产的正是此类高级饰品的仿制品。由于晋式金属带具源于西晋的服饰制度，随着晋制影响的扩大，其亦广泛传播至中原王朝周边的地区与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北方的三燕政权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谓三燕指十六国时期由鲜卑慕容氏建立的前燕、后燕，以及鲜卑化汉人冯氏建立的北燕。这些非汉民族国家成立之际，曾大量借鉴中原王朝的制度、文化、技术。在此背景下，三燕政权不仅仿制生产晋式金属带具，而且独立发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以草叶纹为代表的“辽宁式金属带具”。此后辽宁式金属带具通过高句丽传入朝鲜半岛，并进一步影响日本列岛。
三
纵观本书第二、三编，给笔者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其从文物至历史、从微观至宏观的研究视野。晋式金属带具作为汉晋之际颇具特色的文物，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服饰制度、审美取向，以及金属工艺。至今已发现的晋式金属带具共六十余件，其中具有准确出土信息的仅占半数，且绝大部分残缺不全。《研究》以大半篇幅详细考察了晋式金属带具的命名、组合、造型，以及制造技术等方面的问题。在管见所及范围内，是迄今为止有关晋式金属带具最为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不过，作者并未拘泥于带具本身，而是通过分析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保存的晋式金属带具，构建了其工艺的形成过程。并从十六国之际中国北方陷入动乱引发大规模人口迁徙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了这一时期相关文物、技术获得广泛传播的内在历史根源。可以说本书以晋式金属带具为中心，展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东亚世界范围内文化交流的实态。
本书另一引人瞩目之处在于其对带具制造工艺的深入探讨。一直以来，我国的文物研究主要倾向于类型学与名物学的研究方式。其中类型学是传统考古学的基础方法之一，通过分析不同阶段文物的形制特征，整理其发展规律。而名物学研究源自古典的训诂之学，结合史籍、诗文记载，考证文物的命名、功能、形制。孙机、扬之水诸先生正是在此领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与我国的学术体系相比，日本考古学的显著特色在于非常重视考察文物的制造工艺。这一点在本书第二、三编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研究》根据制作工艺与纹样特征，考证晋式金属带具源于东汉以来形成的江南系、中原系金属工艺体系，并且以晋式金属带具为基础衍生出辽宁型金属带具。由此建立起汉晋间东亚世界这一广大时空背景下，金属带具工艺的发展谱系。相较于类型学与名物学式的研究，本书在探索中国古代金属带具的发展方面，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技术层面的依据。
此外，本书虽名为“中国江南六朝考古学研究”，但全书并未局限于江南这一有限的地理空间，其中涉及北方乃至中国周边地域的考古资料甚至占据了研究对象的多半。这也是本书在出版后，部分读者对于著作命名略感困惑的原因所在。正如序章所言，作者研究目的是希望通过南北对比，归纳南方尤其是江南的社会特征及其历史意义。在相同的问题意识下，本书第二、三编基于东吴金属带具所见纹样、形态、安装工艺等特点，探讨了江南的金工技术对于西晋创立晋式金属带具的影响，同时根据金属带具、蝉纹金铛等文物考察了东晋南朝对于西晋金工技术的改造和发展。在笔者看来，相较于具体的文物研究，本书更为深层的学术价值在于阐明了江南在魏晋南北朝工艺技术领域发挥的历史作用。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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