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夏目漱石的“非人情”

    今年出版的约翰·内森的《夏目漱石传》将夏目漱石的全部作品再次带入读者的视野。长久以来，夏目漱石被认为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我是猫》中对“物欲横流的社会”的呈现，是这一评价的重要根据。但“批判现实主义”具体内涵究竟为何则众说纷纭。读漱石的小说，可知他不是一位依靠直觉和灵感写作的作家，而是有着相当的理论自觉，通常认为，“个人主义”“余裕”“则天去私”“非人情”是理解他全部创作的关键词。

    漱石曾在他的演讲文《我的个人主义》中阐释过他所推崇的“个人主义”：一方面是强调个体的创作自信（尤其是在面对别国文明和文化的时候），另一方面意指追求尊严和自由而以不践踏他人的尊严和自由为前提，颇有警世的用意；他的“余裕”说，到后来发展成为“则天去私”的理想。说起来，鲁迅、周作人都曾受到过“余裕说”的影响，如鲁迅在谈论书籍的排版设计时，肯定过美学上“余裕”的必要，周作人对漱石的“余裕”说也相当熟悉，且尤其看重其中日常审美的方面。“个人主义”“余裕”“则天去私”是漱石思想在不同时期发展出的特性，但最能够概括漱石前后期全部思想的，或许是“非人情”这一概念。

    有不少研究者认为，“非人情”反映了漱石的文艺观和审美观。漱石的小说《草枕》是理解他这一思想的重要参照。《草枕》说是小说，而更似一部长篇文艺随笔，其中有不少对于“美”的议论。如以男主人公在温泉浴室无意看见裸体女子为契机而生发对于美的议论：“旷达和天真显现出余裕，而余裕之于画，之于诗，乃至于文章，皆为必备的条件。”又如直接谈论“人情”：“在人情世界里，美的行为表现在‘正’、‘义’和‘直’。行为上显现出‘正’、‘义’、‘直’的人就是天下公民的模范。我暂时离开了人情世界，至少在行旅之中没有回归人情世界的必要了。”目前已有的关于漱石“非人情”的理解似乎都集中于对他的审美观的探讨，即真正的美不是服从于道德规训或刻意求得，而只存在于一种超越的自然之境。结合作品，这么理解无疑符合漱石的审美观，但若结合小说文本，分析何为“人情”，会发现这同样也是漱石的人性观。

    漱石小说中的许多人物身上都有着“非人情”的特点，尤其是他创作后期的那些小说作品。尽管几乎是毕生生活在明治时代西风渐染的社会空气中，接受过系统儒家思想教育、能够熟稔写作汉诗的夏目漱石无疑也有江户文人的一面。漱石小说中对于“人情”的描写，跟我们现代时期作家批判“礼教”的情形十分相似。从人性的方面考察，漱石也常常表现那种受传统规训影响而形成的病态扭曲人格。如在小说《心》中，k无疑就是“人情”的化身。k象征了那种“为了道，一切该牺牲”的武士道精神，对于小说中的另一人物“先生”来说，k及其存在方式几乎像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说《螺丝在拧紧》中的心魔，使人窒息压抑，最终，“先生”以自杀的方式彻底绞杀了这个“心魔”；《道草》（又有译作《路边草》）中，健三的姐姐也是个典型的活在人情规范中的女性，她满心思虑、捉襟见肘，全为了妥帖周到地实行种种不必要的人情仪式。健三则完全相反，健三对自己的疏离感或许有所反省，但绝不认同姐姐的处事方式；《从此以后》里，代助那爱读中国古书的父亲也正是一个“人情”世界里的人，这里的“人情”指的无疑就是“将情义行为的标准置于远离自己之处，是无视必须通过实践的发展得到印证的真理的悖理之物”，代助对此十分不以为然，认为这样执着于“陈规”的教育需要改变，否则，“勉为其难的个人，就会因这种矛盾而承受很大的痛苦。”漱石对于种种冰冷僵硬的道德规范显然并不认同，这些颇具反叛性的人物显然是漱石思想个性的某一面。虽然，事情还有另一面。

    那另一面即是，漱石对于“真心”也要叩问良久——试图超脱于“人情”、直面“真心”者，是否有足够的力量自立于社会？ 更重要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能否始终保有精神上的自洽？ 在《门》中，宗助延续了《从此以后》中代助的命运，以其晦暗迷茫无助传递出一种虚无主义的气息，这里有理想的破灭，也有生存的本相，彻底无视“人情”而顺从“自然”，似乎并未带来真正的安宁和幸福。这种种悖谬之处显示出漱石对人性的怀疑，人性本身或许就是有某些无可救赎的方面。就不同方面的“非人情”的表达来说，漱石的审美观，显然要比他的人性观要显得更单纯彻底一些。

    漱石对那类现代意义上的“理性人”，即如约翰·内森所言的“病态般关注自我”“自恋又多疑”的人格亦心怀警惕，因为绝对理性加诸于人的毋宁是另一重扭曲。就以小说《心》而言，漱石固然对“K”那种“执于道”者不无叹惋，对于“先生”那样的理性主义者也暗含批评，给人的感觉，“k”与“先生”仿佛是同一个人人格的两面；另外，像《门》《行人》《明暗》里的主人公都属此类。在这些作品中，漱石对人性的“暗面”始终很关注，如果将他的人性描写的晦暗笔触与“非人情”联系起来看，则其内涵也是很复杂的。

    总的来说，人性论视角下的漱石的“非人情”，既是不满于传统伦理道德对人的约束规训，也表现为批判现代理性价值对人的异化扭曲。漱石小说的复杂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因为对“人情”的批判而走向绝对的“个人主义”，但要说他因为深谙现代文明之弊端而全然否定“个人主义”，也不是事实。这方面，受夏目漱石较大影响的鲁迅的许多小说，如《孤独者》《伤逝》《弟兄》等，也会使人产生极为相似的阅读感受。

    无论是漱石的自传性小说《道草》，还是漱石之妻镜子的《我的先生夏目漱石》一书，都写出了漱石本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多重面向。尤其在镜子的回忆中，漱石是个敏感多疑之人，有时显得相当暴躁，且越是亲近之人越受其不稳定性情的困扰。但镜子也认为，虽然漱石多疑而淡漠，但他是“相当看重情谊、人情味很浓的一个人。”或许，如果将“非人情”理解为“非功利”，这种矛盾便能部分得到解决，因为漱石所反对的“道”与“自我主义”分别指涉着传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两种功利主义，“非人情”由此很像是一剂两用的良药。然而需承认，在传统与现实、社会规训与个人自由之间绝难达到完美平衡，道家的那种“不修之德”亦只是理想。这也是漱石他的许多作品看起来都十分灰暗悲观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他的作品历经百年，却仍能够深深叩击读者心灵的奥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