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如何推动了楚辞学的现代化

    二十世纪初五四运动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转折点。五四运动促成了思想的觉醒，也促进了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化。在这个转折点上，楚辞学产生了哪些新观点、新方法，有哪些新的学术贡献，李金善、赵然的《五四文化思潮与中国楚辞学的转型》（下称《转型》），试图从五四文化思潮的角度进行解读，以揭示中国近现代楚辞学转型期的特征。

    《转型》将近现代转型期楚辞学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北京为中心（1919-1937），后一阶段以昆明为中心（1938-1949），并梳理了两个时段代表性学者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与学术价值。北京研究中心以胡适、游国恩、陆侃如等为代表，其特点为将传统的楚辞学与当下文化思潮相结合。昆明研究中心以闻一多、姜亮夫为代表。他们中多数学者有海外求学经历，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将美学、民俗学、神话学、心理学、宗教学等引入楚辞研究，打破了传统楚辞学的藩篱，为楚辞学提供了新的角度。该书认为五四文化思潮深刻地影响了楚辞学的发展，集中体现在研究理念的变化、研究方法的增加、研究范围的拓展。

    首先是研究理念的转变。在历史文化传承与现实社会环境交融下，该书对于楚辞研究理念进行了全面回顾与审视。作者强调楚辞研究经历了直觉思维向逻辑思维的转变、经学研究向科学研究的转变。中国传统学术多是以直觉思维为主，具有强烈的个人主观印象，从而形成印象式的批评，因此在直觉思维影响下，学术研究自然难免出现牵强附会乃至曲解的情况。在“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思潮影响下，学术研究逐渐摆脱直觉思维而转向逻辑思维，即追求“概念的明确、判断的恰当和严密的推理”。经学研究向科学研究的转变，这是思维模式转变下楚辞研究的新变化。从汉代的刘安、司马迁、班固、王逸等人开始，楚辞研究就形成了依经立义的传统模式，儒家传统伦理与道德体系自然融入到了楚辞研究当中，从香草美人比兴寄托，到屈原忠君爱国的人格论，“以经解骚”贯穿楚辞学研究始终。直到胡适《读楚辞》的出现，这样的研究才受到怀疑和批评：“我很盼望国中研究楚辞的人平心考察我的意见，修正他或者是反证他，总期使这部久被埋没，久被‘酸化’的古文学名著能渐渐从乌烟瘴气里转出来，在文学界里重新占一个不依傍名教的位置。”之后谢无量、游国恩、陆侃如等人才得以重新审视楚辞的价值与地位，使中国楚辞学向现代化迈进。

    其次是研究方法的增加。传统楚辞研究主要是通过文字训诂、考据、义理阐释等手段来进行。然而在文化思潮影响下，研究思维转变，楚辞学者的研究方法也随之突破传统而进行了新探索，其中最主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和心理学方法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思想融入楚辞研究中，具体分析屈原所处时代的发展形态、阶级斗争形式，极具时代特色。心理学研究方法，即学者将心理学领域的知觉、认知、人格、行为、情绪等纳入楚辞研究，从而开启了新时代楚辞学研究的新领域。

    再次是研究范围的拓展。这一时期的楚辞研究拓展出楚辞神话学、楚辞文化学与楚辞考古学等新领域。楚辞神话学，伴随着欧洲19世纪神话学派的崛起以及“五四运动”中国神话学的发展而出现，代表人物是闻一多、苏雪林、姜亮夫等。文化学是研究人类文化现象及其规律的综合学科。五四以来学者将楚辞与地理、民俗、音乐等联系起来，突破了传统楚辞研究园囿，扩展了楚辞学研究范围，取得了不少成果，如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饶宗颐《楚辞地理考》等。这一时期还有楚辞考古学的出现。自晚清殷墟甲骨卜辞的发掘和研究发生，随之兴起了考古热。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改变了传统楚辞研究单纯依靠文献的模式，开启了楚辞研究考古的新时期。

    在很多具体问题上，《转型》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如第四章“五四以来楚辞学的现代性”乃是作者用力之所在，作者全面系统梳理了楚辞研究的新研究范畴与新研究方法，认为“文化思潮最主要的三个特点，那就是一定具有当代价值，一定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一定是积极向上的文化”。“文化思潮与楚辞都属于文化大系统中的一部分，其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之间会产生各种各样相互联系。因此五四文化思潮与楚辞学研究之间必然存在密切联系，启蒙主义思潮、疑古思潮、文化地理思潮、文化人类学思潮、民族主义思潮、女性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等当时各种文化思潮与楚辞学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该书第119页），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展开五四文化思潮与楚辞学内容与范畴的探讨。

    又如“启蒙思潮与楚辞学研究”一节，重点以梁启超楚辞学研究为例，从理性精神、生命意识与科学精神三个层面出发，探讨梁启超对屈原理想价值认同、对屈原作品情感的强烈体验、对楚辞研究科学方法的运用等。对于屈原作品产生条件的讨论，作者认为“身为楚国贵族的他，自有着极高的文化素养，同时又出使过齐国，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他强大的精神力量、自身的创作灵性，以及因两种文化碰撞而产生的思想火花，终于创作出楚辞这种独特的文学样式。由此可见，楚辞产生的条件和背景与当时梁启超所处的环境其实是有所吻合的”（该书第123页）。

    再如“女性主义思潮与楚辞学研究”一节，作者将楚辞性别研究分为四个时期：楚辞性别懵懂期、楚辞性别觉醒期、楚辞性别研究畸形期、楚辞性别研究新时期。其中楚辞性别懵懂期是在中国古代专制制度下的楚辞女性研究；楚辞性别觉醒期、畸形期是在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楚辞研究；新时期研究是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新发展。这一节系统梳理了自汉代以来楚辞学中女性研究的进展，开启了楚辞研究的新窗口，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