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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收到武润婷先生惠寄《天宝遗事诸宫调辑录校注》，如获至宝。捧读一过，感佩之至，获益良多。
诸宫调是韵散兼具、讲唱结合、流行于宋金元间的通俗叙事艺术样式，它“上承变文，下开元曲，为宋、金北曲的重要文派”，因此在古代文学、文化研究中，尤其通俗文学史中不可或缺。诸宫调本属于市井文化，内容大都由艺人们口耳相传，演出也多在“勾栏”“瓦舍”，聚散随风。至今能有诸宫调文本传世，弥足珍贵。更何况《天宝遗事诸宫调》这样由峻拔超群之文士用心结撰、才情并茂的佳作杰构，引起文学史家们不约而同的重视，自然在情理之中了。
武润婷先生对于《天宝遗事诸宫调》的辑录研究，始于四十年前参加工作之初，基于郑振铎、赵景深、冯沅君、杨荫浏等文学史家对王伯成此作品佚曲的搜辑和袁世硕先生的指导，而大成于疫霾散尽的癸卯之春。
《天宝遗事诸宫调》佚曲六十余套，散见于各家曲选、曲谱。诸先贤所辑不尽相同，零散之曲亦于研究、传播不便。今武润婷先生寻本溯源，旁征博引，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终使其存佚情况得以进一步厘清，辑录出佚曲凡六十一套，披沙拣金，言之有据。在此准确辑录的基础上，“广泛查阅开元、天宝年间的正史、稗史与各类传说”，精研六十一套佚曲内容，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寻绎原作的叙事逻辑，大致排定今存套曲的先后顺序，使其文献学意义和文学艺术性更为彰显。前辈辑佚，正如艺海拾贝，纳珠于盒；今次辑录，乃是贝联珠贯，以成八珍璎珞。
《天宝遗事诸宫调》的作者王伯成和“曲状元”马致远是忘年交，曾依翰林学士卢挚为门下士，与昭文殿大学士李溥光有散套赠答，足见其具“非常才学”。而《天宝遗事诸宫调》又是王氏“列诗书几案边，下功夫灯火坊，日营搜用尽平生量”，“零裁锦绣，碎剪冰霜”，想要“行中自此编绝唱，叫普天下知音尽心赏”的用心之作。这自然也就使《天宝遗事诸宫调》的文学性及文人化程度较之其他今存诸宫调大为突出，再加上原作久已失传，其校订、注释工作因此更有必要、也更吃功夫。校注不仅要涉及到诸宫调这种久已不传的通俗讲唱艺术，旁及其他各类文献中“天宝遗事”种种，更要因王伯成的文士身份，而关联到大量的诗词歌赋、经史子集等内容，故非学养深厚并具耐心、细心、专心、恒心不能达到今日之成果。
中唐以来，“天宝遗事”即被诸多文人墨客、各种艺术样式所青睐：文言小说如《长恨传》、叙事长诗如《长恨歌》、元之杂剧如《梧桐雨》、清之传奇如《长生殿》等皆为经典。在诸宫调足够成熟、足够流行，“天宝遗事”素材足够丰富、足够受欢迎的元初，王伯成“读书万卷，笔扫千军……将天宝年间遗事引”，撰就《天宝遗事诸宫调》。这本应是大众趣好与文人才情珠联璧合的又一经典，可惜原作不传，散佚于明清易代之际。武润婷先生对辑曲揣摩日久，烂熟于胸，于断编残简中循迹觅影，上下求索，更广泛旁及相关诗文经史，补拟宾白，串联佚曲，最大程度复现了《天宝遗事诸宫调》的艺术风貌。
通观全书，补写的宾白根据佚曲所有线索，恰当串联佚曲的同时，还进一步参照丰富的文史资料，补充了佚曲可能遗失了的重要情节，使得作品的叙事逻辑更为合理，作品的可读性更强。补写殊非易事。今细读所补宾白，有三点感触尤深。一是充分体现了诸宫调这一讲唱艺术，宾白的串联和说明功能。二是发挥“补”的作用，适当嵌入关键情节，拓展叙事空间，增进了作品的完整性。三是补写宾白的语言风格古朴自然，雅俗咸宜。既注意到了讲唱艺术语言的通俗易解，又兼顾到原作的文士才情，与辑曲浑然交融，颇似天成。
言之无文，则行而不远。武润婷先生《天宝遗事诸宫调辑录校注》，沉潜蓄势，厚积薄发，集先贤之所得，辑录轶曲，考订校注，稽古启新；补撰宾白，匠心独运，妙手得之，最大程度恢复了王氏原作原貌。《天宝遗事诸宫调》的研究和传播自此翻启新的一页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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