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与《崇祯历书》的修撰

    欧洲传教士引进的西方近代科技文化，迥异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使明思宗颇感新鲜而产生兴趣。但他不像明神宗对待西洋钟表那样，仅限于欣赏把玩，而是注重实际应用，为实现明王朝的中兴、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其突出的表现之一，是《崇祯历书》的修撰。

    《崇祯历书》是在徐光启的督导下制定的。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松江府上海县人，出身于中小地主兼商人家庭。他一生勤奋好学，并深受实学思潮的影响，对天文、历法、数学、农桑和水利都曾做过精深的研究。因其家乡屡遭倭寇的侵扰，对兵书也常研读。万历三十二年（1604）考中进士。此前，他曾在家乡和广西教书，并于34岁（1595）时在韶州认识了耶稣会士郭居静，从此开始了与西方传教士的密切交往。42岁（1603）那年，在南京受洗成为天主教徒。考中进士后，考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即在北京与利玛窦一起研究天文、历法、数学，并合作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六卷。他丰富的学养，为参与并督导《崇祯历书》的修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生产与季节的变化密切相关。人们很早就注意观察天上日月星辰的运行状况，在天文历法的研究中积累丰富的知识，取得辉煌的成就。封建统治阶级更把日食、月食看作国家治乱兴衰的象征，所以都极其重视历法的制定。明初推行的《大统历》，“实即元之《授时（历）》，承用二百七十余年，未尝改宪。成化以后，交食往往不验，议改历者纷纷”。但都石沉大海，没有结果。万历二十三年（1595），郑世子朱载堉在疏请改历未果后，向朝廷进呈自行创制的《圣寿万年历》《律历融通》二书，但“台官泥于旧闻，当事惮于改作，并格而不行”。河南佥事邢云路也上书请求改历，主管历法的钦天监监正张应侯却“谓其僭妄惑世”。礼部尚书范谦乃言：“历为国家大事，士夫所当讲求，非历士所得私。”他“乞以云路提督钦天监事，督率官属，精心测候，以成巨典”。议上，“不报”。当时西方的天文历法随着欧洲近代工业的发展已取得长足的进步，先进的天文观测仪器和手段层出不穷，新的天体运行学说纷纷涌现。精通西方天文历法的利玛窦一到北京，也向明朝皇帝提出改革历法的建议，同样未被采纳。万历三十八年（1610）二月十五日发生日食，钦天监推算的日食分秒与亏圆时刻都不准确。朝野强烈要求改革历法，礼部只好奏请选任邢云路、范守己参与历事，同时命翰林院检讨徐光启、南京工部员外郎李之藻与来华传教士庞迪我、熊三拔合作翻译西洋历书。已经30年不上朝的明神宗，将奏疏留置宫中，不作处理。李之藻、徐光启便在任官的余暇翻译、整理历法书籍，并继续吁请改革历法。但徐光启却在天启五年（1625）遭到阉党分子的弹劾而罢官，直到明思宗继位后才被召返京复职，未几，以礼部左侍郎之衔理部事。

    崇祯二年（1629）五月初一发生日食，使用《大统历》《回回历》推算之日食时刻皆不准确，只有徐光启依据西洋历法推算之顺天（北京）、应天（南京）之日食时刻是准确的。明思宗大怒，切责钦天监官员。于是礼部奏请开设历局，由徐光启督修历法。徐光启进言，建议取西洋历法与郭守敬历法参互考订，会通中西。接着，又上《历法修正十事疏》，推举南京太仆少卿李之藻，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参与修历。明思宗予以批准。九月，在宣武门内南堂东边的首善书院正式开设历局，以礼部左侍郎徐光启为监督，加礼部尚书衔，李之藻协助，开始了明朝历史上最后也是最有意义的一次修历工程。

    徐光启认为，要修成一部完善的新历，需要大量翻译、整理西方的历法文献，吸收其长期积累的经验和研究成果，以便为《大统历》校正谬误，增补缺略；同时要加强天文观测，尽可能掌握天体的运行规律，确切反映这种规律的时间标志，作为修历的依据。为此，在他的大力推荐下，龙华民、邓玉函等西方传教士入局参与历法修订。龙华民主要的精力放在传教上，历法修订工作便落在邓玉函肩上。邓玉函是罗马著名灵采研究院（又名山猫学院）院士、天文学家兼物理学家。他进入历局后，即投入紧张的译书工作，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译出《测天约说》《大测》等天文学著作7卷，各种换算表10卷，终因劳累过度而病倒，于崇祯三年（1630）四月初二去世。徐光启于是又推荐在华耶稣会士汤若望、罗雅谷入局，说“二臣者其术业与玉函相埒，而年力正强，堪以效用”，明思宗立即批准。汤若望、罗雅谷都翻译了一些西方天文学著作。这些入华的西方传教士还带来了一些欧洲先进的天文观测仪器，如崇祯七年（1634）汤若望和罗雅谷曾向明思宗进献一架从欧洲带来的价值昂贵的望远镜，明思宗特许二人入宫安装，后来还兴致勃勃地亲自操作这架望远镜观测过日食与月食。同年，汤若望等传教士又向明思宗进献一些特别精致的天体仪、半面球形图和水平日晷。汤若望和罗雅谷还亲自动手，制造小日晷、望远镜、圆规、小号天体仪等天文仪器。现存北京雍和宫的天球仪、日晷等两件天文仪器，经考证就出自汤若望之手。这些仪器的引进与制作，提高了我国天文观测的水平。

    崇祯六年（1633），徐光启因老病请辞历局职务，不久病逝。临终，他推荐山东参政、天文学家李天经接替其职务，完成未竟之业。李天经在几位西方传教士的帮助下，呕心沥血，于崇祯八年（1635）终于完成了历书的编撰。它被定名为《崇祯历书》，共计137卷（今存100卷与110卷两种版本），采用第谷新创的天体运动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系统。第谷体系是介于哥白尼日心体系和中世纪托勒密地心体系之间的一种调和性的宇宙体系，虽然落后于哥白尼的日心体系，比之我国传统的浑天说宇宙模型却是一个进步。《崇祯历书》引进地球和经纬度的概念，大大提高了推算日食、月食的精确度；引入球面三角法，保证了天体运行轨迹计算的精确度；还采用欧洲通行的度量单位，即周天分为360度，一日分为36刻（即24小时），60进位制以及黄道坐标制等。这样，就将中国天文学推进到一个新高度，从而与世界天文学同步发展。清代乾嘉之时的阮元，评价徐光启在修纂《崇祯历书》中的功绩说：“自利氏东来，得其天文数学之传者，光启为最深。洎乎督修新法，殚其心思才力，验之垂象，择为图说，洋洋乎数千万言，反复引伸，务使其理其法足以人人通晓而已。以视术士之秘其机械者，不可同日而语矣。”

    《崇祯历书》推测的日食、月食屡验不爽，却遭到一些保守派官员和宦官的阻挠而未能推行。崇祯十六年（1643）三月初一日日食，《崇祯历书》的推测又独应验。八月，明思宗“诏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在国势危难之际，明思宗一反空谈性理之风，赏识经世致用之士，对科学技术产生浓厚兴趣，敢于任用精通中西科学技术的官员和西方传教士参与历书的修撰，显示出同那些保守的前辈不大一样的品格。

    可叹的是，翌年三月，新历尚未施行，北京被李自成的大顺起义军攻破，明王朝的统治覆灭。后来，清军进入北京，确立清王朝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参与制定《崇祯历书》的耶稣会士汤若望将它献给清廷。清廷下令在全国推行，改称为《时宪历书》。

    （本文摘自《崇祯传》，陈梧桐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8月第一版，定价：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