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列国时代”的反思

    “跨界”是这年头的流行语，总有人做些非本行的事情，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不过，当郑也夫先生告诉我，他完成了一部关于五代史的新书《五代九章》，我还是颇感惊讶。惊讶的不是他作为社会学家“跨界”写历史，而是他在五千年的国史中，偏偏盯住那五十年下笔。

    《五代九章》继承我国史书围绕人物立传的叙事传统，开篇两章分别评点帝王和将士，最后两章分叙乐师与宦官。第五章臧否文臣，第六章专论冯道，其余三章分别讨论忠臣观、正统观和天命观。他上下古今，爬梳史迹，每每如老吏断狱般指明要害，我在阅读此书时不住地点头称是。

    不过，关于历史上的分合与正统观的解读，《五代九章》的论述似乎仍有可以补充和商榷之处。我在历史方面的修养远不及郑先生，这几年通过讲授《政治社会学》课程，逐渐产生了一些想法，正好借此文交流一下。

    对比中西历史，历史学家钱穆曾言：“……就中国历史讲，政治一统是常态，多统是变态；西洋史上则多统是常态，一统是异态。”王赓武在英语学术界最早出版五代研究专著，他也讲过：“中国的统一为常态，而分裂时代则为畸态。”若说前后的大唐和北宋都是“常态”，五代则是“变态”或“畸态”。

    根据美国历史学家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的统计，统治区域内七成以上人口的大型帝国在欧洲只出现过一次（罗马帝国），但在中国至少出现过六次（汉、唐、北宋、元、明、清），加上短命的秦朝和隋朝共八次。大唐帝国崩溃后，中国又一次出现了列国并治的局面，为何没有像罗马帝国后的中世纪欧洲那样持续分裂下去呢？

    郑先生在书中点道：“大一统帝制的建立，是凭借太多因素之偶然，是世界历史上之稀有。”他详细分析了年号制度的创立，认为年号制度是巩固皇权的重要举措。郑先生早年写过一本名为《语镜子》的小书，书中论称方块字不同于表音文字，音形分离的特点让方言不同的人们共享一种书面文字，“建立在汉字基础上的统一的汉语造就了这个人口第一、版图辽阔的伟大民族”。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也早已指出，使用汉字造成下述结果：“……遂使种族隔阂为之洞穿……三四万万之众，明明由东西南北多族之所合，却竟共一历史记忆，莫不自以为黄帝子孙。”

    近年来，我越来越怀疑这种主要基于制度文化的“大一统”解释。秦帝国首先推行了“书同文”的举措，使汉字的使用开始标准化，表明政治统一先于文字统一。在日后分裂的时代，西夏小国也能创立另一套文字体系，在中国重新统一之后才逐渐被废止。方块字和年号制度的历史作用类似：它们能够促进大一统，但首先是大一统的产物。

    郑先生对五代这出大戏的解读甚为精彩，他评点了演员，分析了剧本，研究了道具，讨论了灯光，甚至比较了剧评，唯独没有怎么谈论舞台。不同于剧院里标准的人造舞台，历史的舞台是天造地设的地理格局，它常常影响着剧情的走向。地理学家唐晓峰曾感慨道：“中国的大地，是被几千年的人文／文化一遍一遍又一遍，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地反复书写，只有历史地理才能系统地告诉你。”

    沙伊德尔在他的近著《逃离罗马》（Escape from Rome）中详细比较了中欧地理的三重差异：山脉集中度不同，海岸曲折度不同，距离欧亚大草原的远近程度亦不同。欧洲的山脉比中国更分散，半岛和岛屿数量更多，面积更大，这种地理格局使欧洲诸国长期自治。欧洲只有东部与欧亚大草原接壤，而中国漫长的北部边境都暴露在游牧部落的视野之下。由于拥有更多马匹，游牧部落集中力量后易于征服中原，东亚因而更有可能形成统一的大型帝国。

    再谈正统。长期存在的事实构成“常态”，适应常态的人们也形成了思维定势。正如郑先生所言，五代这一分裂时期应被称为“列国时代”，为何后人管它叫“五代”呢？ 原来这是御用史家们的手笔。据他考证，《五代通录》和《五代会要》等早期五代史书都是写给皇帝看的，书名很可能得到了赵匡胤的首肯。作为“第六代”的宋室既然要强化本朝的正统性，就需要将正统上溯至列国时代，让这“变态”的半个世纪貌似“常态”。

    宋臣欧阳修解释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作为古代中国政治的核心概念，正统合并了“正”“统”二义。有“统”必有“正”，因为“统”只能出现在一个政权之下，有两个政权就不得不争论谁更正统，更正统的一方在合法性方面才具有优势。在围绕正统的争论中，赢家为“正”，输家则为“闰”，即“偏、副、伪”之意。

    梁启超的《论正统》一文列举了六种评判某政权是否为“正”的标准。前两种分别是统治的面积和统治的时长，这说明“正”建立在“统”的基础上。传统政治的这一特征引起美国政治学家福山的注意，他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强调，在古代中国，“统治整体比统治部分更具有合法性”。不过，梁启超认为，只是维持统一尚且不够“正”。他举出的第三条和第四条标准要求与前朝具有血统或首都上的接续性；第六条要求“以中国种族”为正，即以汉族血统为正，则辽、元、清等异族政权就被排除在外。梁氏依这些标准判定：“苟论正统，吾敢翻数千年之案而昌言曰：自周秦以后，无一朝能当此名者也。”

    郑先生很欣赏梁启超的高论，因为“正统无关逻辑”，只是皇权为提升合法性编造的说法。他再次肯定了梁氏的判断：“放到近代的‘理性的审判台前’，符合严格正统标准的朝代是没有的。”问题在于，为何一定要使用“严格正统标准”，只关注这些标准的交集？ 我们完全可以将“正统”看作一个连续变量，某政权符合某项标准得分，不符合则无分或减分。每个朝代多多少少都具有某种程度的正统性，没有哪个朝代得满分，有些朝代得高分，有些朝代分数不高。

    《论正统》一文写于1902年7月，当时梁启超正在日本流亡，此前与孙中山等人往来密切，思想上趋于革命。他与孙氏决裂还要等到一年半后的1903年底。梁氏当时声称没有哪个朝代堪称正统，其实主要针对清朝。《论正统》也就不只关乎政治学，也关乎晚清时政。梁启超作为流亡政治领袖，写作此文的动因恐怕后者多于前者。两个甲子过后，我们再讨论正统观，或许还是通过中西对比更可见其意味。

    欧洲历史上虽有君权之争，却鲜见议论哪个政权算是“正统”，英吉利就是英吉利，法兰西就是法兰西。接近“正统”一词的“Ortho⁃doxy”只是在基督教内部的派别之争中产生的，唯有关于继承罗马政统的争论在性质上接近中国的正统观。

    这种中西差异根本上源于中欧政权分合的频率与时长。不同于罗马帝国在欧洲史上空前绝后的霸业，生逢五代乱世的人们十分清楚，前人已经经历了秦汉隋唐四轮统一，这让他们预感到天下一统会再次降临。仅就这点而言，“列国时代”异于战国时代，也不同于欧洲的民族国家时代。五代经过半个多世纪就匆匆结束，预感统一的社会心理或许是原因之一。

    王赓武对此评论道：“……这个时代（五代）的主角们很少有时间去考虑什么能够结束割据状态；为了生存而不顾一切地战斗耗尽了他们的精力。但提供统治架构的天下观总是提醒人们，需要有新的天子来担负更大的责任。”究竟哪方是天命所归，部分取决于偶然因素——柴荣如果没有英年早逝，赵匡胤可能只是历史上的一名叛将；也取决于权力竞争者们的博弈——关于“正统”的口水战正是这个游戏的一部分。

    五代以降，正统观扎根人心，历久弥深。正统观不能不说是维系民族凝聚的思想因素。民国时期再次出现了军阀割据，国人也再次期待着复归统一。针对正统的政权竞争并未随着帝制的解体而终结，只是加入了争取国际社会承认的新戏码。

    郑先生在序言中自称：“阅读五代史时产生的一些问题令我痴迷。”五代虽是中国历史上短暂的畸变期，却或许比常态的唐宋元明清五朝更能刺激有关传统政治的思考。《五代九章》必将激发国人对“列国时代”的诸多思考，让那个乱世走进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