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稽文史　沉潜创新

    ■吴兆路

    北宋边塞诗承载着北宋诗家的情感体验，在保留尚武、爱国、思乡等传统话题的同时，大胆创新，锐意拓取。它密切联系北宋的边塞形势，传递塞防认知，抒发忧患意识，书写民瘼苦难，叮嘱外交应对，倾吐收复情结，发抒岁币忧乐，并在求策、知兵、备储、防秋等方面折射出可贵的价值理性与突围精神。北宋边塞诗长于叙事，议论弘肆，说理透辟。一方面继承诗史传统，在纪事、剪裁、美刺中彰显边情，传递边见；另一方面又通过言随意遣、“以文为诗”务求说尽，最终呈现为以理驭情、知性反省、务实少虚的特点。

    《北宋边塞诗研究》（丁沂璐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聚焦北宋边塞诗，立足于时代、诗人与边事，致力于阐释北宋诗家对边防的话题关注与情感表达，揭示其传输路径与言说方式，最终得出完整而中肯的结论。

    首先，《北宋边塞诗研究》回到文学与时代的联结、边塞诗与边防的联结进行考察。该书从北御契丹、西北抵御夏与吐蕃、南御交趾、大理与西南边民的角度揭示北宋不同防区的军事部署与策略演变。澶渊之盟前，面对结束十国分裂与收复幽燕失地这两个问题，太祖采取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基本实现了统一南方、重创北汉、震慑契丹的军事效果。澶渊之盟后，宋辽开启了和平共生、戒备提防的交往模式。在北宋的边策拟定中，战争兴衰与对抗转型作为防辽御夏的纵向线索，牵涉到情报收集、间谍运用、盟友争夺等军事手段。北宋与吐蕃的关系，制夏的共同诉求是双方交好、马贸兴盛的前提，却因北宋盲目开边、血染河湟而渐生波折。谨慎治南是北宋的主流边策，其内容为对内避免介入蛮内纠纷，温和处理蛮夷寇边，对外谨守疆域，维持势力格局。

    该书从地理视角对北宋的管控与御敌进行研究，既理解北宋王朝管窥天下的积极性，又体谅其不可操控的焦虑感，对其钻研地理、采集路况、因地涉险等举措保持清醒的认识。管控天下与收复焦虑的不可调和与“事为之防”交汇，在北宋内部形成了“忧边与救国”之切，在对抗辽夏时则形成了“竞逐与维稳”之心。此外，兵法、儒帅、军储、防秋的反思与献策，均可见宋人因时制宜的救边理路。此即该书将北宋边塞诗置于边防视角下进行研究的原因。

    其次，《北宋边塞诗研究》以问题带动作家作品研究，不做发展史勾勒。北宋边塞诗的创作与时事密切相关，具有“肚子大、两头尖”的特点。前期的宋辽边塞诗较多，但很快被中期庞大的宋夏边塞诗冲淡，后期的宋金战争诗几乎不涉边塞，因此就北宋边塞诗的创作实际来看，初期的抬头与后期的式微，无论是从内蕴还是审美的角度来看，均无法与中期的鼎盛相提并论，前中后三期比例严重失衡，此即该书略去勾勒发展史的原因。

    以问题带动作家作品研究，是北宋诗人博学通贯的必然要求。《北宋边塞诗研究》的二至六章，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与清晰的解决路径。该书分别探讨了北宋边塞诗的地域书写与恢复情结，忧患意识与医国情怀，民族交流与战和认知，理性精神与突围经营，评估视角与艺术管窥。以产量最高的刘敞与梅尧臣为例，刘敞精研春秋，深谙地理，推崇奇策，既对河北州军阻挡契丹、藩屏京师的战略地位进行解析，又在韬略探求中明确树立“不战屈人兵”的鲜明旗帜，还将宋人舍弃一蹴而就的幽燕收复，正视宋辽的势均力敌这一艰难的心理调适进行抒写，再有恩深报浅的苦恼，折冲樽俎的渴求，才轻任重的担忧，这样多维透视，有助于层累地认识诗人诗作，连缀得出完整结论。再如梅尧臣，其边塞诗的突围经营贯穿求策、儒帅、军储、防秋四事，但是，将这些话题置于个案研究，并不利于窥见北宋边塞诗的全貌。因此，将上述四个话题分别阐述，既可知刘敞、黄庭坚的推崇庙算，欧阳修、韩琦的爱民重农，刘敞、欧阳修的防秋备边，又可以看到欧阳修、梅尧臣、刘敞对文儒知兵的肯定，宋祁对帅边的倦怠、对儒生的质疑，有助于得出整体结论。这样做，避免将诗人置于孤岛，亦可避免个案研究的同题重复。

    再次，《北宋边塞诗研究》从创作主体“复合型人才”的身份确立入手，有助于生成真实结论。北宋诗人多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从创作主体的身份转型入手，可以深入理解北宋边塞诗的理性精神。关于北宋诗人的“复合型”身份，王水照先生最早于《宋代文学通论》一书中提出：“（宋代诗人）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其知识结构一般比唐人淹博，格局宏大。”张兴武先生在《宋初百年文学复兴的历程》一书中沿用“复合型人才”的说法，以为庆历士人范仲淹、欧阳修、尹洙、苏舜钦为此中代表，揭示其“知古明道”“务实致用”的精神特质。日本学者内山精也在氏著《庙堂与江湖——宋代诗学的空间》中开门见山，径直标明“官—学—文”三位一体，指出宋人对官僚、学者、诗人三种身份价值认同的依序减弱，“三位一体”实际上还是继承了王水照“政治家、文章家、经学家三位一体”的说法。

    结合北宋边塞诗的创作实际来看，产量多于二十首的共计十八人，官至宰相者便有韩琦、王安石、司马光、苏颂、王珪等五人。除杨亿、梅尧臣外，其余十六人均以登科入仕，这与前代诗人作品虽好而品阶不高、甚至无官的情形已大有不同。这样的身份转型决定了其诗已渐染学人之诗、政治家之诗的鲜明色彩，即便张大豪情，亦有清晰理路。《北宋边塞诗研究》既宏观论述人的理性对诗风理性的推助之力，又从科举制度、谏议制度揭示人的理性的制度保障。复合型人才的身份背后，承载的是广博的学术涵养与自觉的理性精神，为边塞诗创作能够对症下药、有补于世提供可能，亦有助于揭示北宋边塞诗反思、献策、陈情的深层题旨。

    最后，《北宋边塞诗研究》从“唐音”“宋调”的角度审视北宋边塞诗的继承与新变。从唐音与宋调的角度评价北宋边塞诗，清醒地认识到其内部有“唐音”“宋调”两种形态。从继承与新变的角度进行考察，北宋边塞诗的叙事与议论皆有所宗，叙事推尊杜甫的“诗史”品格，议论继承韩愈的“以文为诗”，均取径中唐，既带来了技法上的渐臻辉煌，又导致余味经营的渐行渐远。首先，北宋边塞诗聚焦澶渊之役、三川口之战、熙河开边、南伐与好水川之战，发扬“文直”“事核”的实录精神，合理剪裁，删芜就简，在叙事与纪实中彰显情感寄托与价值判断，积极践行边塞诗的“诗史”品格。其次，北宋边塞诗议论弘肆，说理清晰。从诗学批评的语境中客观评价北宋边塞诗的“以文为诗”，对其议论与说理带来的诗意畅达与意境削弱给予客观评价，并在意象择取与典故运用等诗材角度进一步揭示其务实之征。最后，从唐音与宋调的角度评价北宋边塞诗，不是将唐宋边塞诗无限对立，而是清醒地认识到北宋边塞诗的内部有“唐音”“宋调”两种形态。在纪事、议论、说理的鲜明特征之外，北宋边塞诗还掩藏着唐诗余味，乐府提供体式参照，唐诗为其演绎范本，而前期诗坛则为其提供竞技场所。至于其宋调特征，则是北宋诗人主体人格成熟、创新理路清晰、创作技巧精熟、安边局势变化等多个因素作用的结果，最终呈现出以理驭情、知性反省、务实少虚的新面貌。

    要之，《北宋边塞诗研究》对于大量彰显时事的边塞诗不做描述研究的浅层观照，回到本事土壤，参辑资料，注重作品内证，利用文史互证、诗文互证推进结论真实。同时借鉴军事、政治、地理、历史、经济、文艺学等学科特点，诸多学科交流碰撞，有助于推进结论真实。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