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先师程千帆同思考

    ■张伯伟

    《论语》中有一句话，大家耳熟能详，这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纪念先师程千帆先生，有近在身边的，有远自海外的，要用一个字来形容大家的心情，不亦“乐”乎？ 据说在《论语》的另一些本子中，比如《齐论》《古论》，这句话作“朋友自远方来”。而在汉代人的著作中，比如《白虎通·辟雍》，这句话被认定为是对“师弟子之道”的描述。在师生关系中，最正大、最紧要、最基本的就是朋友关系。郑玄的注释是：“同门曰朋，同志曰友。”一群拥有共同志向的人聚集在某个共同的有形或无形的场合探索人生的真谛，他们就是“朋友”。“友也者，友其德也。”（《孟子·万章下》）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能否找到这样的朋友即“善士”，人们都可以通过“颂其诗、读其书”的方式而“尚友古人”。经过孟子的说明和阐发，这已经成为孔门人性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先师生前常常引用黄季刚先生话：“学业既成，师弟即是朋友。”遥承的就是汉儒以来的传统。我想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样的传统并非中国特有的或独有的，在西方文化的源头之一古希腊，苏格拉底也揭示了同样的道理，并奠定了类似的基础。在苏格拉底的意识中，生活的核心就是寻找“有价值的朋友”，其标志是对一切“美好”的探索拥有共同的兴趣和乐趣，他们当中有古人也有今人。他说：“贤明的古人在他们所著的书中遗留下来的宝贵的遗产，我也和他们共同研讨探索，如果我们从古人的书中发现什么好的东西，我们就把它摘录出来，我们把能够这样彼此帮助看为是极大的收获。”这段话见于苏格拉底的弟子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一书中。对于亲闻此语的色诺芬来说，他认定苏格拉底因为这样而是幸福的，那些跟随他走上美好和光荣之大道的人们也是幸福的。能够因古书而结缘，交流并分享探索乐趣的人历来就是稀有的。懂得寻找并且有幸赢得这份稀有，无论他是古人还是今人，无论他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涯，都会让人由衷感叹曰——“不亦乐乎”？

    先师离开我们已经23年，就像学术史上许多不朽人物一样，他属于那些为数极少的人，至今还活着。他活在自己的作品中，活在弟子和再传、三传弟子的话语间，活在其学术精神的永不熄灭的辉光里。我们聚集在这儿，将赞美和致敬奉献给他，而赞美他、致敬他的最好方式，也许是思考其思考、探索其探索。

    1981年3月1日，先师“急就”了20则治学和人生的片言小语，题名《詹詹录》（后收入其《闲堂文薮》，齐鲁书社1984年版）。这个题目出自《庄子·齐物论》的“小言詹詹”，用以自谦为饶舌之言或多余的话。但实际上，读了这20则语录，我们从中“看到了一种心灵的力量，一种生命的和谐与坚毅，一种罕见的人性品质的混合，这一切构成了道德德性与智慧德性的和谐表达”，我在这里借用了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颂扬他的老师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话（《纪念施特劳斯》）。排列在《詹詹录》最前面的两则，在我看来，具有一定的统摄意义。尤其要说的是，虽然它们是42年前的话，针对的是彼时的学术状况，但真理不会成为过去时，它们“活”在当下，值得我们今天再阅读和再思考。

    第一则：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对于学术研究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作圣谕或教条，而是要在它的原则指导之下去进行工作。古典文学的研究不在例外。要真正能够做到一分为二和实事求是。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风使舵是学者的堕落，它导致学术的毁灭。

    这段话从内容到表达都非常朴素，几乎不需要做什么解释。但正因为它的朴素，容易理解而难于实践，所谓“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恰恰在这一点上，先师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我想引用一段话，比上面这段语录早了八个月，可以看到，先师是先有实践，而后再提炼为治学准则的。1980年7月11日，《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召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座谈会，程千帆先生第一个发言指出：

    革命导师早就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行动的指南就要根据实际情况而有所发展。可是我们过去往往就照搬原样而不愿，或不敢发展……比如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的一封信里讲到：“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这句话在很多情况下是正确的。但从中国文学史来看并不完全如此。中国诗歌就是爱发议论，从“毛诗”到毛主席诗词都是爱发议论的。象《诗经》上的《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是发议论；屈原的《离骚》等篇中也经常有议论。一直到毛泽东同志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也是议论，这些诗都非常好。还有关于形象思维问题，我就不大同意关于“唐人规律”的提法，规律与朝代联系在一起恐怕就欠妥。有唐人规律，会不会也有宋人规律，元人规律呀？ 而且宋人的诗，也不能简单地说没有形象思维。至于写诗要用赋、比、兴的问题，我以为赋是不能不用的，比兴也可以用。因为没有赋就不成为诗，而没有比、兴完全可以成为诗。通体用比的诗还有，通体用兴的诗就没有，而通体用赋的诗就多得很。假如我们把革命领袖当作人而不是神的话，显然这就在很多方面可以讨论，可以商量了。（《从迷雾中走出来》，收入《闲堂文薮》）

    以上涉及了几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问题。第一个是如何表现作者倾向性的问题，针对的是恩格斯《致敏·考茨基》中的观点，通过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量例证，from Mao to Mao（从《毛诗》到毛主席诗），可见不能一概排除直抒胸臆、表明立场的写作手法。而接下去的关于“唐人规律”和“赋比兴”的问题，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不太清楚其背景。毛泽东在1965年7月21日给陈毅写了封谈诗的信，公开刊登在1977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和《诗刊》1978年1月号，其中有这样的论断：

    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这个问题是单纯的学术问题，涉及如何看待唐诗、宋诗，甚至如何看待中国文学史上的诗。这封信刊出后，学术界立刻涌现出大量文章，一窝蜂地赞美唐诗，贬斥宋诗；崇尚比兴，反对赋法。本来春兰秋菊，各有偏爱是审美上的常态，唐宋诗孰优孰劣的争论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一个经典老话题，但是在一段时间内，学术界一边倒地批判宋诗。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程先生在1979年1月写的《韩愈以文为诗说》中，已经表达了对“唐人规律”“形象思维”以及“赋比兴”在诗歌中的功能和作用的独到而直接的看法，就不难意识到，其对学术研究从“新经学”的迷雾中走出来的强调和实践，真有孟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仁心和勇气。他指出的“看风使舵是学者的堕落，它导致学术的毁灭”，其心情更多的恐怕不是愤怒，而是沉痛和哀悯。

    《詹詹录》中的这句话：“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它出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我觉得有必要把这段话完整地阅读一下：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如果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的辩证法，那么，对他在150年前（1873）说的这一番话就应该“三复其言”，因为他道出了辩证法的本质，也真正揭示了理论的本质。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应该重视理论的学习。学习理论不是寻求某种可堪套用的模式，“不能把它当成圣谕或教条”。理论的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而批判和革命的依据恰恰是不断运动中的现实，以及人们从中获得的不断改变着的经验。所以，即便是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他的关怀也应该首先是当下的和现实的。这就是我们要再阅读和再思考的《詹詹录》第二则的主旨：

    研究古典文学的人，也同样必须时刻关心注意广大人民的生活情况和感情脉搏，注意当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及其中所反映的问题，要使自己的工作对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和发展当代文学有所帮助。古为今用的概念应当从最广泛的范围去理解。

    这段话同样表达得极为朴素，但其中蕴含的意义却值得阐发。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应该拥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当代意识，先师曾言之再三。此前的1980年6月，他在山东大学中文系和研究生的一次谈话中，就特别强调“研究古典文学的同志要重视现代当代文学”（《关于治学方法》，收入《闲堂文薮》）。已经有不少人对先师治学的这一特色有所注意，而陈平原作为一个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对此又格外敏感，他曾在2000年写了《古典学者的当代意识》一文，强调了先师的这一“自家独特的学术眼光”。在我的理解中，先师的这番当代意识，涉及古代文学研究的两方面内容：一是研究目的，二是研究途径。

    就研究目的而言，程先生曾在不同场合下告诫后辈学者：“我们研究古典文学，难道不是为了要总结古人的历史经验（理论的同创作的）使之有助于当代文学的发展吗？ 我们难道是为古人而古人吗？”（《关于治学方法》）1994年，先师在接受我们几个在校老学生的访谈中也指出：“我常常讲，研究古代文化文学，是为了现在活着的人，不想到这一点，我们的研究便没有意义……凡是研究古代传统的东西，一定不能忘记现在活着的人民。这一点很重要。”（《老学者的心声》）研究古典，目的是为了当代的人和当代的文化建设。这其实是从孔子就奠定下来的传统，孔子的文化实践，不是“今天可以为古典做些什么”，而是“古典可以为今天做些什么”。我们依赖的是古典文本，针对的应该是当代的文化危机以及扭转危机、重建传统的需要。所以，我们无需盲目而无限制地追求知识的占有，凡是具有真正价值的古典，就是对于当下的人生、社会富有意义的古典，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学者也大可不必成为“骸骨的迷恋”（借用叶圣陶语）者。

    就研究途径而言，对当代生活的关心，就能够引导我们从以往的材料中发现、激活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先师在1980年告诫年轻的研究生：“没有一部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不是回答现实生活当中的问题的，指引读者走上美好的生活道路的。当你了解了当代人民的生活、愿望，也了解这些作家怎么表现的，再回过头去看古典作品，就可以看出它们相通的地方来，也可以看出它们的差异来。这个对于你们的研究，很重要。”（《关于治学方法》）如果不嫌比附的话，其意义很接近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论断，他强调“当代性不是某类历史的特性，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性”，有了这样的认识并付诸实践，“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辉所照耀，将重新开口说话”（《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也就是说，对当代生活的实感往往是发现新问题、阐发新意义的根本动因。

    以往的文学研究，大体而言，或偏重于历史主义，或偏重于形式主义，如果说，我曾经思考先师之思考、探索先师之探索，那么，我希望实践的是“第三条道路”，这就是由文本化、技法化、人文化构成的“意法论”。带着当代生活的实感，回望古典作品，看他们提出或回答其时生活中的问题，并在“相通”和“差异”中学会批判性地评价和把握世界进而批判性地评价和把握自我，这才是阅读和研究古典作品的最大意义所在。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卡夫卡的一封信：“如果我们在读的这本书不能让我们醒悟，就像用拳头敲打我们的头盖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它……我们必须有的是这些书，它们像厄运一样降临我们，让我们深感痛苦，像我们最心爱的人死去，像自杀。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并且接着说：“学习英国文学的学生，学习任何文学的学生，都必须问老师，也必须问自己，是否明白卡夫卡的意思。”（《教化我们的绅士》）古代文学属于过去时代的产物，卡夫卡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讲授以及如何讲授这些作品？ 伟大的文学家通过作品告诉大家他对于人心和情感复杂性的洞察，哪怕是古典时代的作品，我们也应该反复追问：这篇作品对我意味着什么？ 它是如何言说的？ 为什么在当下它还有意义？ 在读完这篇作品之后，更应该自我反省：读过这篇作品的我与之前的我有何不同？ 所以，文学的阅读和研究最终导向的是读者自身的生活。这项实践的难度正如卡夫卡揭示的一个结果：“我们比较容易从生活中制造出许多书，而从书里则引不出多少生活。”（《卡夫卡谈话录》）要能够追问并回答上述问题，拥有自觉的“当代意识”就是从事一切有价值的文学阅读的必要起点。即便是古代作品，也可以是充满活力的认识工具。

    今年是先师110周年冥诞，他离开我们也有23年了，但我们还在怀念他、纪念他，还在思考其思考、探索其探索。这表明，他仍然活在我们的学术世界中，其著作中的宝贵遗产仍然能够激发我们对一切的“美好”继续作不倦的探索。在我即将结束我的讲话之际，想起了保罗·亨利·朗（Paul Henry Lang）《文集》的编者对这位伟大音乐史家的评价，我觉得，借用来评价先师是再合适不过了：“自始至终他都是一位具有闪光特质的学者，自始至终他都是一位影响了他所在世纪的良师益友。”

    （本文为作者在2023年10月15日纪念程千帆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演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