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提出了理想国家形态——推行德政的国家,“天下明德自舜帝始”。《史记》十二本纪,以帝王事迹为中心,其核心要义就是塑造理想君主。在司马迁提到的众多帝王中,汉文帝是他最为欣赏的皇帝,“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 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在儒家道德体系中,“仁”是圣王的最高标准,司马迁许汉文帝以“仁”,是把汉文帝作为帝王之楷模。在司马迁的描述中,“德至盛也”的汉文帝最被称道的就是他的节俭。
汉文帝想在宫中修建一个露台,招来工匠了解工程预算,工匠们报告说修建一个露台“直百金”,汉文帝听到修建露台报价后,直接放弃了修建计划。他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就是说,修建一个露台,需要花费的金钱是十户中等之家的家产,我居住在先帝留下的宫殿,都觉得奢侈了,不能再修建露台了。
汉文帝提到的先帝留下的宫殿,指的是汉初在秦代兴乐宫基础上修建的长乐宫和后来营建的未央宫,从汉高祖刘邦、惠帝刘盈、吕后、文帝到景帝,长安城中主体宫殿未有扩充,“孝文皇帝躬行节俭,外省徭役。其时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诸离宫馆也。未央宫又无高门、武台、麒麟、凤皇、白虎、玉堂、金华之殿,独有前殿、曲台、渐台、宣室、温室、承明耳”(《汉书·翼奉传》)。到汉景帝时才开始略有增修,“而宫室列观舆马益增修矣”。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经济残破导致的国力空虚。经过汉初四十年的修养生息,到汉武帝时,国家财富迅速积累,“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奢靡之风也随之而起,“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
宗室公卿大夫如此,贵为天子的汉武帝更是不遑其后了,“宫室之修,由此日丽”。汉武帝大兴土木,在未央宫、长乐宫基础上又修建了建章宫、桂宫、明光宫,增修了北宫,并广开上林苑,开凿了昆明池,奠定了汉代长安城宫殿格局的主体。司马迁对汉武帝兴建宫殿的描述惜字如金,只是点出了“宫室之修,由此日丽”,宫殿具体情况忽略不言,他自己道出了其中的缘由:“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评论当朝统治者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为李陵直言,已经让司马迁付出了宫刑的代价,记叙汉武帝耗费民力大兴土木修建宫殿,难免招来杀身之祸,司马迁只能避而不谈。
汉武帝时期修建的汉代长安城宫殿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呢?
1956年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汉代长安城做了系统的考古工作,已经对未央宫、长乐宫、北宫和桂宫等宫殿遗址进行了系统考古发掘,这几处宫殿遗址基本结构已基本清晰。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规模最大的未央宫遗址上已建成了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对社会公众开放。从未央宫目前已完成考古发掘的宫墙遗址、司马门遗址、天禄阁遗址、石渠阁遗址、前殿遗址、椒房阁遗址和中央官署遗址等,占地面积约4.6平方公里。汉武帝时期新建的建章宫位于未央宫的西面,因未勘探出宫墙,范围尚不清楚,勘探发现的夯土遗迹范围东西长2150米、南北宽1600米,地面尚仍有前殿、神明台、双凤阁、太液池及其湖心岛等遗址,考古专家推测其面积约5平方公里,规模略超未央宫。汉武帝时期修建的另一处宫殿桂宫,位于未央宫的北面、建章宫的西北,已发掘的夯土遗迹范围南北长1840米、东西宽900米,规模较建章宫要小。建章宫东面的北宫,是汉武帝时期修建的另一座宫殿,规模略小于桂宫。
汉武帝时期新建的宫殿中,明光宫是最后一个被发掘的。2022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考古队开始对明光宫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遗址地处长乐宫北,东城墙以西,安门大街以东和宣平门大街以南,这里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明光宫遗址可能存在的范围。明光宫发掘区位于现未央区中官亭村南500米,共布10米*12米的探方8个,发掘面积960平方米。目前考古队正在对一个探方的中灰堆进行清理,现场有大量的陶瓷器具残片,已经发掘到古代建筑基址的上部,通过地层及出土遗物判断,该建筑基址时代属于十六国北朝时期,下面是否还有西汉的建筑,尚不得而知。
站在明光宫遗址考古发掘工地南侧高处俯瞰,正在发掘清理的探方处于一大片被保护起来的区域的中心,西南方向正是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据班固《西都赋》、张衡《西京赋》,明光宫与长乐宫、桂宫和未央宫间有阁道相连,眼前目力所及之处应该都是汉代长安城宫殿的核心区,考古学家普遍倾向认为汉代长安城是宫城,未央宫、长乐宫、建章宫、桂宫、北宫和明光宫等构成汉代长安城的主体结构,这其中建章宫、桂宫、北宫和明光宫都是汉武帝时期围绕未央宫和长乐宫,从西、东、北三个方向上的扩张,汉代长安城的规模基本形成。
虽然司马迁对汉武帝时期修建宫殿语焉不详,考古发掘让我们对汉武帝时期兴建的恢弘壮观的宫殿规模有了直观的认识。汉文帝时,修建一个露台尚需“百金”,修建如此规模巨大的宫殿群,耗费民力和物力之巨大亦可想而知。汉武帝执政的五十多年间,汉初七十年修养生息积累下来的财富消耗一空,百姓疲于奔命,“中家以上大抵破”,几有“亡秦之迹”,这其中固然有讨匈奴、破南越东越、开西南夷、平朝鲜等对外开疆拓土所需要巨额费用和疲敝民力等原因,大规模的宫殿修建,也是导致汉武帝朝国力空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感叹于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和长安城恢弘壮观的同时,对比司马迁在《平准书》中批评汉武帝“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因耗费“中民十家之产”而不忍修一露台的汉文帝,确实值得司马迁以“仁”相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