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绝世写经佳作——文润阁藏敦煌写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叙录

    敦煌文献是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一批写刻于公元5世纪至11世纪初的古籍文献的总称，总数约7万件，其中佛经即俗称为敦煌写经的占90%。敦煌文献自发现起即命运多舛、流散严重。目前除中国外，主要散落在英国、法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国的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博机构和私人藏家手中。这些文献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杭州国家版本馆最近入藏敦煌写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一（以下简称“文润阁本《华严经》”）一卷，即是敦煌早期写经中的珍品。本文对该经卷形制装帧、签题引首、题跋尾题、书风字形等予以解读，期望有助于读者藉此对敦煌经卷的样貌有所了解。

    形制

    文润阁本《华严经》由黄褐色麻纸书写而成。麻纸即用破旧麻布捣烂造成的纸张，纤维长、纸质粗糙，但韧性好，不易脆碎破裂。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后，麻纸的制造和使用逐渐普及开来。麻纸浸染黄蘗汁后即成黄麻纸，千年后呈黄褐色。黄蘗既是染料，又能杀虫防蛀，黄色又显富贵庄严，因此南北朝、隋唐时期写经抄书，尤其是官写文书多用黄麻纸，一直到宋。纸寿千年，今天我们能一窥千年前品相如此完好的经文长卷，未见一丝一处的折断脆裂、虫斑破迹，韧性好、杀虫防蛀的黄麻纸厥功至伟。

    该卷由18张黄麻纸连接而成，其中17张长约57.2cm，最后一张长约39.5cm，总长超过10米，纸宽约23.6cm。当时的计量为尺，一尺为26cm左右，后变成30cm左右，但对写经纸而言，仍为26cm左右。相对于调整后的30cm的一尺，它称为“小尺”。纸长一般有两种，一种为1.5小尺即39cm左右，称为小纸，另一种为2小尺即52cm左右，称为大纸。文润阁本《华严经》由17张大纸和13张小纸组成。由于对写经用纸古制遵守的差异，大纸的长度也有变化，本经卷的纸长就增加了5cm左右，有的敦煌写经，纸长更有突破。

    行款格式方面，每纸均有乌丝栏，栏高18.5cm左右，居纸面上下适中，栏宽1.6cm左右，每纸33行—35行（其中33行有3张，34行有9张，35行有2张，小纸的那张23行）。每栏写满文字的少则16字，多则20字，间有18字、19字，但以17字为多。20字的是佛偈五言颂词，每行4句，每句间空一字距，字比经文更扁小些。本卷共计597行，文字数10544个，其中经文442行，7464字，佛偈154行，3080字，卷末最后一栏为空行。

    装帧

    存世的敦煌写经，绝大部分是卷轴装。文润阁本《华严经》首残尾全，经后人精心装裱，亦为卷轴装，装裱后的卷子长达12.5米。包首外为织锦，里子是靛蓝色绫，长约50cm，前端裹有细木轴，中间系有用于捆扎卷子的紫色饰纹带，长约45cm。包首外织锦上贴有黄色的外题纸条，但未外题。打开包首，为白绫前隔水，约12cm，后接张大千先生的引首。引首长约125cm，由102cm长的淡褐色画稿纸加前后各约12cm长的白绢组成，引首右边白绢上靠左有一细长条淡粉色洒金纸，上有叶恭绰先生的签题，引首左边白绢上粘贴有粉色笺纸，笺纸十分考究，有拱花和水印，上有叶恭绰先生的引首后题。首尾相接长达10.1米的经卷用白色底纸衬底，天头地脚分别留白约3cm，其上覆粘有5cm宽的白绢，成为经卷天头地脚的边框，时过境迁，边框脱落不少，许多地方露出了底纸。卷尾由约12cm长的后隔水接约40cm长的笺尾纸组成，纸上是叶恭绰先生的拖尾长跋和吴湖帆先生的题跋。末尾裹有用于卷舒的细木棍，与纸同宽。卷首、卷尾的包首、隔水、引首、签题和题跋等都很完整，可见当年选料十分地讲究，装裱非常地考究。

    题跋

    本经卷共有5处签题和题跋，经卷展开，从卷首至卷尾，分别为：叶恭绰先生的题签：

    敦煌出土六朝写本华严经。叶恭绰敬署。“恭绰”（白文方印）。

    叶恭绰先生（1881年11月—1968年9月），字裕甫，号遐庵。祖籍浙江余姚，广东番禺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学者、艺术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收藏鉴赏家，曾发起成立了我国首个敦煌学研究团体——敦煌经籍辑存会。

    张大千先生的引首：

    敦煌漠高窟六朝人书华严经。丁亥四月为仁裕先生题。张爰。“张爰”（白文方印）。“大千”（朱文方印）。

    张爰即张大千先生（1899年5月—1983年4月），字季爰，号大千。祖籍广东番禺，四川内江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画家，融诗、书、画、印、鉴于一身的泰斗级艺术大师。

    跋中所提“仁裕先生”，其生平信息记载甚少，生卒不详。线上线下查阅文献资料，与敦煌有关的，一位是归义军时期的曹仁裕，年代相去甚远，显然不是。另一位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活、经商于上海，在上海南京路、福州路一带，设铺贩卖碑帖的曹仁裕（施蛰存，《闲寂日记》，文汇出版社，2002年，第117页；沈建中，《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34页）。此经营碑帖的“仁裕先生”，曾旧藏有敦煌写经，这样联系应该是合理的。

    叶恭绰先生的引首后题：

    二书皆真，惟华严乃唐以前所写，隋代或北齐与宇文周。遐翁。“遐翁”（朱文长方印）。三十六年五月。

    跋中所提“二书”，本经卷为一书，另一书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皆为曹仁裕藏，叶恭绰先生分别为这两件经卷题了跋（叶恭绰，《矩园余墨》（第二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59页）。

    叶恭绰先生的卷尾长跋：

    此《华严经》第二十一卷，旧题唐人写，审为频伽精舍所藏。余意此绝非唐人书，盖用笔劲拙，纯似北朝人，且字多别体。如離作（ ）、邪作（ ）、滅作（ ）、溉作（ ）、哭作（ ）、覆作（ ）、起作（ ）、惱作（ ）、華作（ ）、顺作（  ）、聖作（  ）之类，不胜枚举，皆属六朝时习，至唐已殆绝迹，故可断为魏、齐、周人手迹。不知谁为爱俪园司鉴定，致目迷五色也。承仁裕先生属跋，故特为拈出。民国三十六年四月叶恭绰。“遐庵六十后作”（朱文方印）。

    跋中所提“爱俪园”是民国时期上海最大的私家花园，位于旧上海的静安寺路，现址为上海展览中心，其园中建造了弘扬佛法的场所，即为跋中所提的“频伽精舍”（李恩绩，《爱俪园梦影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4页）。花园主人为犹太裔房地产商人哈同（1851年—1931年6月），因此爱俪园也称哈同花园。其夫人罗伽陵（1864年3月—1941年10月）信奉佛教，曾在频伽精舍出资刊印中国近代第一部铅印本《大藏经》，并弘法讲学乃至创办僧侣大学。从跋中可知，本经卷亦曾被哈同夫人所藏。

    反复细读张大千、叶恭绰两先生的三个题跋，发现这三次题跋近在一月余间，且提及仁裕先生时，是“为他题”“承他属跋”，而提及频伽精舍时却明确“为它所藏”。因此在民国三十六年四、五月间，本经卷的主人似为哈同夫人，而仁裕先生何时曾藏，似不甚明朗。

    吴湖帆先生卷末题跋：

    此卷书法逸宕如刘懿、刁尊石刻，审为北朝齐周人所写，应在唐人书之上，可贵也。丁亥夏五月吴湖帆观记。“吴湖帆”（白文方印）。

    吴湖帆先生（1894年7月—1968年8月），字遹骏、东庄，号倩庵。江苏苏州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绘画大师、书画鉴定家和收藏家，曾藏有金石书画1400余件。

    跋中所提“刘懿”是东汉第七位皇帝，“刁尊”是北魏雒州刺史刁惠公。跋意是指本卷的书法如汉魏碑刻一样“逸宕”。

    书风字体

    一是全卷万余字，字迹墨色均匀，黝黑发亮，笔法干净利落，清灵飘逸。字句疏朗有序，清旷安静，书风首尾一体，气息贯通；

    二是字体楷变进入到魏楷时期，楷书字体渐渐形成，但隶风古意犹存。本卷字体仍显扁横宽博，捺笔极为夸张，如卷中“又”“大”“入”“天”“人”“全”“分”“是”“今”“众”等字，可谓尽势捺出，好多个的“人”字与《曹全碑》中的“人”字如出一辙。但是细细辨识发现，横画的起笔大多是顿笔直入，不再是尖锋落笔，横折、竖钩也摆脱了隶楷的笔法，代之以“按”和“折”，说明魏楷已明显从隶楷中脱离出来渐渐成熟（陈新长，《敦煌书法：翰墨千秋》，甘肃日报，2022年6月2日，第10版）；

    三是与也于近期收入杭州国家版本馆的同期写经《大般涅槃经》卷三十一（残卷）的字体相比较，本卷的隶风古意又相对明显一些。《大般涅槃经》卷三十一的字体稍显方正，横画在顿笔直入的基础上，开始形成顿笔下按再提笔入横的笔法。当然同时期的两卷经，字体的差异可能是因为写经手的笔法习惯不同，抑或是地域不同造成的楷变进程不一；

    四是异体字较多，如叶恭绰先生卷尾长跋中所提及的。再细细识辨，存在正字与异体字混用情况，比如“顺”与“（  ）”在全卷的经文中都有用，在一纸中都有（第13纸）既用“顺”（第20行），也用“（  ）”（第9行）的情况，但是在佛偈中没有用“（  ）”，佛偈154行中共8个“顺”字，用的全部是“顺”。又如佛偈中“苐”“弟”混用，甚至在同一行中，都有“苐”“弟”混用（第10纸第32栏、33栏）的情况；

    五是本经卷有多处涂抹修正痕迹，如第6纸第27行中加字的“信解”；第8纸第8行中加字的“不为”；第15纸第4行中的最后一个字抹去，空出了一个字位等等，说明抄经手抄经的同时亦有校经工在校雠。

    起文和尾题

    本经卷首残，起文自“第六地无生法忍”，至佛偈“千亿劫不尽”止。后为独占一行的“八地境”，再起行为尾题“大方广佛严华经卷第二十一”，换行落供养人标记“优婆夷邑敬造”。经卷内容主要阐释佛法的原理和修行的层次，探讨宇宙的宏伟和佛陀的智慧，描述众生的境界和修行的途径。“是于百千亿，十方世界佛，如秋清凉时，月光明净好”“菩萨于回绿，和合中自在，乃至能随意，为现于佛身”，读来心生庄严，尘虑顿消。

    本经卷自“六地”始，经“七地”，至“八地”，后是否有经卷述及“九地”，是为一问。研究者已考证，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二（BD00985）接有第九地的内容，且尾题亦注明供养人为“优婆夷邑”。心向往之，待有机会希能亲眼拜读。同样“六地”之前，述及“五地”“四地”……的经卷有吗？ 在哪里？ 是为二问。敦煌写经的供养人主要有学士、僧人、信徒及专门的抄经手等，此供养人“优婆夷邑”（“邑”字也曾被误作“包”）指的是什么人？ 是为三问。研究者已考证，“优婆夷邑”即为由女信徒组成的佛教团体（张涌泉、张小艳、郜同麟，《敦煌文献语言大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23年，第2484页）。

    佛教的教义鼓励和赞叹抄经，不管是雇佣抄经手还是亲力为之，都可以获得无量无边功德。可以想见，约1400年前，春风不度的原野上，幽寂清冷的石窟里，一盏青灯，一批笃信佛教的女性信徒，怀着虔诚恭敬的心情，素衣净手，埋首黄卷，从容专注于本《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抄校，无论是为生计谋还是以此为生计，在积取功德以修行自渡的同时，为后世留下了这一件绝世写经佳作。

    文润阁本《华严经》首残尾全，卷轴裱装，经卷长超10米，装裱后长度约为12.3米。由17张大纸和17张小纸组成。每纸33-35行不等（小纸23行），每行16-19字不等，佛偈行20字。全文楷书字体，墨色均匀，书风一体，字距疏朗，气息贯通，共计万余字。本卷共有叶恭绰、张大千、吴湖帆签题、题跋共五处。识读首尾签题、跋文和经文落款，同时观察书风字体，可见本卷为唐之前，齐周至隋时期，由女性佛教徒所抄所校，后在敦煌藏经洞沉睡近八百年。民国期间曾被碑帖商人、犹太商人、佛教徒收藏，后散于民间，至新近收入杭州国家版本馆。

    （本文写作得到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涌泉先生的悉心指导和复旦大学博士傅及斯女士、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景盛轩先生的帮助，特此说明并谨致谢忱。）

    （作者单位：杭州国家版本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