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不尽余觞？

    “我生在洋河，长在双沟。”

    年轻时喝酒，这句话是我的定场诗。有不少豪横之徒，闻听此言，端着酒杯的手会微微一颤，嚣张之气亦短了三分。这些人并不知道，我只是拿出身压人，其实酒量不值一提。

    但即便如此，我却又在酒桌上有些微名，这是为何？

    我祖籍徽州，也确实生在八大名酒之一的故里。幼年时，对那号称皇室贡酒的杯中物没多少记忆，只记得几位表哥，因为工种是“品酒员”，走在街上，满身的浓香大曲味。此外，记忆里就剩下满天骄阳，遍地芳菲，以及酒厂围墙外的酒瓶子了。

    第一次喝酒，是在双沟——不是泗洪县双沟镇，而是洪泽县的双沟乡。那时候刚上小学。我家是下放户，父亲迭遭政治冲击，当年可谓穷愁潦倒。有一天晚上，不知是什么因头，父亲带我到老街上一户朋友家做客，桌上端上来一壶味道刺鼻的烧酒，一荷包猪耳朵，一碟子花生米。主人也给我倒了一盅酒，我闻了一下，便弃之不顾，专心专意地看向那奇香无比的肉了，要知道，那年头，一个月也吃不到几块肉啊。主人笑道，要吃猪耳朵，先要把酒喝了。于是，我一咬牙，仰头便灌了下去。醉没醉我不知道，但喝完便闻不到肉的香气了。

    这一幕，也便成了我日后喝酒生涯的缩影。年轻时，我从来不是爱酒的酒徒，却因为一贯爱充英雄，往往成了酒桌欢迎的搭子，也成了许多酒徒的酒友。

    在南大上学时，家境仍是窘迫，不仅仅是没酒钱，有时候连吃饭都成问题。但身为中文系学生，不喝酒肯定是说不过去的。郁达夫的诗“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在中文系，是人人背得的。可惜现实却是：欲饮而无酒，一如情多而缺美人，奈何！长此以往，诗岂不是白背了吗？要知道，那种解衣磅礴、酩酊无忌的自我想象，是少年人不可缺的诗意啊。

    时光荏苒，转眼就留校任教了。那时候，大家普遍开始有酒喝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裴显生先生带着全专业人马，到省石油公司喝酒，也是要谈一个出版资助的合作。我因为去得晚了，东道主便指着我说，迟到的老师要罚酒。那时候我正年轻气盛，便狠狠地笑道：“可以，在座十一个人，我先每人陪两杯。”顷刻间，一口气空腹喝了二十二杯。醉，是当时就醉了，但石油公司的负责人也惊了，连说：好好，不愧是南大，这次的项目合作，就这么定了。

    后来，亲历此事的宋新贵教授，逢人便传扬这件事，并送外号给我，曰“杜二十二”，实际上，我那纯属死要面子活受罪。想到上一个被称为“二十二”的，是白居易白二十二，我也接受了这个花名。

    这之后的喝酒生涯，就日渐丰富多彩了。小粉桥，北京西路，夫子庙，新街口。作为诗人，是要跟文艺青年喝酒的，作为老师，是要跟学生喝酒的，开过公司，是要跟客户喝酒的。甚至在著名的“二道埂子”——那曾是南京的哈姆莱区，为了平事，还要跟前来骚扰的地痞斗酒。至于酒逢知己时，则更不待言，往往是披肝沥胆，恨不得以身殉酒。

    于是，紫金山下印刻过我诗酒人生的妄议，秦淮河畔留下了我虚度青春的背影。那时候的我，酒量有限，却次次架不住虚荣，勉力上阵。其结果往往是，人前自夸，人后自悔。

    最典型的一次，也是在古南都。南大校友聚会，蒋旭峰和我代表新闻学院，与几个商学院的酒徒斗酒，旭峰沉稳有量，而我则不问高低，那一晚，我俩居然以少敌多，与对方打了平手，得意而归。殊不知，在酒桌边我便已经大醉了，只是强撑一口气，表现得谈笑自若而已。回家的车上，仍残留着一线清明，但等下车时，却抱着一棵树，颓然倒地，再也站不起来了。

    青年时期的我，喝酒虽然放达，内心却并不安宁。那时候，我写《金陵赋》：“把酒悲风，飘风发发。凭栏望海，沧海沉沉。”与其说写了南京的历史，不如说写了对现实的无边苦闷。

    当然，喝酒生涯不乏美好的记忆。行笔至此，眼前闪过几帧如画的从前：从杜甫草堂里出来，往事越千年，在成都的小酒馆里独酌。鼓楼公园的大雪中，一身白衣，与人在石桌上喝酒，雪花落进酒杯，分不清喝的是酒还是雪。中关村，与一帮互联网弄潮儿登高畅饮，遥襟甫畅，逸兴遄飞，连珠妙语，喜不自禁。半坡村，与一群作家艺术家喝在一起，酒酣耳热，不知秦汉，无论魏晋。珞珈山，“披襟当风，岸帻广坐，对楚天空阔，问四野何极”（《游东湖记》）。

    人到中年后，因为心脏病屡次发作的缘故，便不肯喝酒了，甚至闻到酒香，胃里有时还会有痉挛感。老父亲看我不仅戒酒、戒烟，还早睡、辟谷，高兴地说，浪子回头金不换，现在开始养生还来得及。

    可惜，这么个好习惯，到2014年时，又被打破了。那一年的春天，我被学校从波士顿叫回来，任新闻学院的执行院长。这是我重拾喝酒旧习的开始，喜忧参半，悲欣交集。

    当院长五年，往来之应酬，陡增了十倍有余。若干年后，我在赠诗中写道：“三杯易得凭栏顾，五斗难为策马行”（《金陵夜饮赠朱国华》），便是彼时酒事江湖的侧影。

    那时候，新闻学院在南大的各学科里，算是积贫积弱的一支，回首往昔，那也是一个筚路蓝缕的时期。要政策，拉赞助，评学科，办会议，引人才，搞合作，无一事不求人。除了找领导、拍桌子之外，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比喝酒更有效。

    于是，我再度成为酒桌上的常客。当然，别说学界内外，即便是江湖各色人等，我打小也见得多了，因此，对这样的生活，我也并不以为意。杯中也有大海，酒桌每见人心，我在这一时期的酒场生涯，其所见所闻之富，所思所想之深，远逾前半生，以至于几次动念要写本小说。我以为，这本小说，将我熟悉的人物写得通透淋漓。酒桌上的生旦净末丑，小时代里的黑白红黄绿。就算不能媲美《围城》吧，至少也力压《儒林外史》。唯一的缺点，就是还没写出来。

    五年后，我所规划的事，全部做完了，向师生们吹过的牛，也都无一例外地实现了。新约提摩太后书写道：“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而在和班子吃的散伙饭上，我还加上了一句：“那该我喝的酒，我也已经畅饮了。”是的，这几年里，若以酒论话，便是宴请无数，喝酒无数。交友无数，伤身无数。成就感无数，委屈也无数。

    那天喝酒，我是早早便醉了，痛痛快快地让人送回了家。在回家的路上，窗外的风吹拂着我无端的酒意，忽然，我不无欣快地想到一件妙事：从此，不用再喝不情愿的酒了！

    转过年，就是武汉疫情了。再往后，三年的人间隔绝，我重新回到了养生的传统。加上我又是住在宝华山下，心远地偏，人迹罕至，正好重新规划一种素简的人生。《儒林外史》里的酒宴上，余大先生看出了杜少卿的窘境，杜少卿却说：“我而今在这里，有山水朋友之乐，倒也住惯了。”

    这种人生态度，表现在喝酒上，就是不勉强自己，不敷衍他人。日常交往，也就是几个发小，几个邻人，几个学生。若来了兴味相投的同道，那就小酌数杯，聊助谈兴，其意已不在酒，而在求其友声。所谓“煮酒风云落，浮杯心意同”（《赠许纪霖教授》），正是我内心的真情实感。

    是的，人生到了这一阶段，再谈饮酒，已不似添酒重开宴，而更像是围棋欲收官。不是吗？ 未来已来，但过往更为恒久。酒事益稀，但周遭酒意盎然。有诗为证：

    谁谓光阴迫，人间放眼量。岁寒沽柏酒，雨霁坐松堂。地上江河远，天中日月长。登高情满目，何不尽余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