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图与文的记忆及思考——《读文与读图》读后

    ■喻本伐

    近读王帅新著《读文与读图》一书，其中多有似懂非懂之处，这大概是由于粗略翻检之故；不过即便是细心研读，囿于我现有的认知水平，恐怕也很难真正理解其中的奥窍。著者曾经就读于我之门下，又曾经与我长期同事，而且20余年来过从甚密，因而他既然有请于我，那我也就只能勉力为文，以表达我的读后之感。

    该书读后，自然地引发我对自己成长过程中有关图与文的追忆。母亲曾在闲聊中告诉我，我在“抓周”时所抓取者为玩具枪（会发出啪啪声响者），他如铜钱、钢笔、官印、图画书等等均弃之不顾，可见图形、色彩并非我当时的最爱。约略在进幼儿园的年龄，我得到了一件礼物万花筒，其中变换无穷的图案和颜色，骤然像磁石吸引了顽铁般，使我很有一阵爱不释手。那时我并没有进幼儿园，所以图画书接触很少。

    至于文字，那是在进小学之前（约摸五六岁），在家中祖辈的督责下开始了识字和写字。对于识字，当时并无兴趣，甚至有点抗拒；然而对于“描红”习字，我倒是相对热衷。现在想来，这抗拒或热衷，也许与有图无图相关吧。即便进了小学，文字的吸引力依旧抵不过踢球、下棋或呼朋引友的玩乐。

    对于文字学习的热衷，约略始于小学二三年级时。那时我所就读的武昌阅马场小学离湖北省图书馆（蛇山脚下老馆）甚近，该馆专辟有少儿部，其中出借连环画（小人书），凭《学生手册》，可五人一组借画本10册，由馆方提供小板凳，就地分组阅读，限时归还。记得那时最喜欢看的是西游、三国、水浒和近现代战争题材的画本。为了消灭阅读时生字的“拦路虎”，于是书包中的《新华字典》，便由冷落对象一变而为亲密伴侣。这种对识字的热衷，实缘于故事图画的引发。

    记得上初中后便开始埋头于纯文字读本，当然是古今小说之类，甚至包括“三言二拍”。由于多为传阅，借阅时间甚短，以至有一整晚一本书的记录。到了高中，阅读范围开始宽泛起来，对象多为外国名家译本，体裁不仅有小说，还包括传记、回忆录、散文、诗歌，甚至包括哲学入门等。到1966年我高中毕业后，在其后两年的“大批判”中，我所读过者几乎都被盖上了“毒草”的印章。

    1968年后的“广阔天地”生活，主要是阅读“天地本原书”和“世间百态书”，不过间或也能暗中传阅《红与黑》等禁书。此期记忆最为深刻的一件事，是在某次由沙洋回汉的夜航船上，我们三五旅伴共读《知识就是力量》月刊合订本。该刊为科普性质，图文并茂，由周恩来题写刊名，创刊于1956年，其中多有苏联优秀科普读物的转载。当我们传阅并热烈讨论所刊载内容时，不意间被某位船员发现，于是叫来一帮人强行收走该书。我们竭力声辩，直至奔向船头向船长索书，然而时间虽耗去二三小时，终究还是抵不过“苏修”二字的罪名。记得事后我向书主说明不能归还的原委时，他竟流露出我有“贪书”之嫌的神情；要不是有三五同行者的证明，那还真可能成为我信誉的污点。

    重新热衷于阅读，那是我在1978年开始大学生活之后。当时开放改革的大潮涌起，不仅解禁了大部分书刊，而且还引进、译介了一批外国名著，加之国内作家、学者又有大批新作面世，因此使我的阅读量大增，眼界也大为开阔。尤其当我成为了一名大学教师后，因教学与科研的需要，才不得不将阅读的重心转移到专业书籍上来，教育类和历史类书籍便开始不离我的案头了。

    就我的阅读经历来看，读图的经历是短暂的，印象是模糊的，在我知识累积中所占的比重是不大的；而读文则正好与之相反，尤其在研究高深学术时，若绘图本与纯文本相较，很难说前者便占有优势。至于文本中安插图表和相关老照片的图文结合模式，既是现今的流行，也是我所偏好的；但是否便能依此断定“图胜于文”或“图胜于言”呢？ 我依然抱持着怀疑的态度。

    从符号的演进历程来看，语言产生的时间最早。最新基因学研究表明，人类在生理上具备说话能力，约略发生在12万至20万年前；若依语音、语法和词汇三要素的语言系统以衡，当然要晚近得多。图画出现稍晚于语言，现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岩画，在伊朗中部地区的霍梅恩，一说距今约4万年。不过也有人推断，图画与语言的产生几乎同步，如原始人类随地描画的猎物或狩猎路线图等，只是图形不可能以口口相传的方式留存下来。至于文字的产生，则更为晚近；最早由苏美尔人所创楔形文字，距今也不超过6000年。依此似可断定，语言和图形只是初级的表意符号，而文字才是相对高级的表意符号。

    若就汉字所具备的音（音韵学）、形（小学）、义（训诂学）而言，似可表征上述由初级到高级的演进历程，即是说文字是语言与图形演进的结果，后胜于前则是历史的必然。文字虽非鲜活、形象，且在很长时间内也只是为小众所掌握；但它就信息传播而言，却是最为经济且相对准确的符号，故国与国之间的盟约、家与家之间的契据，均须“立字为凭”。假如一部史书全用绘画来呈现或诠释的话，即使容量扩增数倍，恐怕也很难求得真切的载录。

    诚如著者在本书中所言，现今的童少年乃至青年，无不热衷于读图、晒图甚至“赛图”。手机图像功能的创新，更是满足了这类新潮人群炫酷的需要；加之动漫作品的创作、游戏软件的开发，更是吸引了大批青少年的双眼离开了书本和文字。毋庸讳言，纸质媒介的衰微正如江河日下，电子媒介的兴起宛如旭日东升，在这一升一降的过程中，究竟主旨是文主图辅还是图主文辅呢？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依我以自身成长经历和教育的眼光观之，在幼儿园阶段，当然宜纯用图像资料；小学低年级的课外读物，可以是图主文辅，小学高年级则应转为文主图辅；到了中学阶段，无论课内课外，则均应以纯然文字读本为主；假若大学生还沉醉于动漫、镜像或游戏的话，那么其专业成长就不能指望太多了。若就社会大众而言，为消闲而偏爱画面感强、音响丰富电子快餐文化，本为无可厚非之事；然而若想事业有成、思想深邃、涵养厚重的话，那么阅读公认为文字名著，依然应是不二选择。

    我赞同著者在本书中表述的基本观点：“‘语·图’关系并非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在更多情形中，个体求知需要借助二者互释、互补。”可能正是长期对文字的偏爱和畸重，镜像资料才借重科技手段而得以反弹；然而当其张力抵达极限后，文字资料是否也会自然反弹呢？ 理智的选择是，为防止某种极端的出现，便应在滑向一端前，便即时加以调适；或者可以这样说，面对当前的镜像热，不宜牵就或再加推助，而应以谨防二者失衡相戒。不知著者以为然否？

    本书中介绍了诸多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的理论成果。诚如本文开头所言，我并未精研深读，也未曾窥得堂奥，因而难以进行精到置评。不过就我与著者20余年来的交往可知，王帅的学术成长道路快速而成功，不仅已有多部学术专著和成批论文的发表，而且40岁以前便达成了教授、博导的职业追求，称之为“青年才俊”似不为过。尤其当我翻阅过《读文与读图——个体求知的复杂检视》后，更感觉“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