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出版激荡时代潮流”

    ■王建辉

    近代出版业的形成与成熟发展，与这个行业自身有着清晰的文化认知关联很大。在近代第一代第二代出版人那里，那些杰出人物从业之初就认识到出版的文化功能。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最早的一批编译员里有个杜亚泉，曾在上世纪30年代初的一篇文章中，记述商务编译所最早的那一批开拓者怀抱文化理想从事出版的情形：“时张菊生、蔡鹤卿诸先生，及其他维新同志，皆以编译书报为开发中国急务，而海上各印刷业皆滥恶相沿，无与可谋者，于是咸接踵于商务印书馆，扩大其事业，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记鲍咸昌先生》，《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9-10页）不止是商务印书馆早期，在整个近现代出版史上有一大批出版英杰，他们不仅是出版的实践者，也是思考者，都在探求和践行出版的文化功能。这是近代新出版与传统出版的重大区别之一。

    “文化之促进，在乎出版物之能普遍”

    出版业作为一种产业在近代以来逐渐走向成熟。而作为这个成熟行业的标志，便是行业的杰出人物对行业整体所应有的文化功能的冷静思考和清醒认识。

    20世纪头几年投身出版的老商务印书馆人庄俞（1876-1938），在1932年说了这样的话：“凡百工业均系人类文明继续发展之产物；惟此项工业（指印刷业——引者）对于人类文明之演成与推进，尤有特殊贡献。”“文化之进步，必赖印刷品之宣传，故印刷业之进步，与文化有密切关系。”“然文化之促进，在乎出版物之能普遍”。在早期，印刷业与出版业是同义词。这几句话明确地指出了出版行业与文化文明的关联及其文化功能的重要性。后一句更直接揭示了出版物与文化的关联。

    中华书局的开创者陆费逵（1886-1941）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的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这是一段非常有名的话，为研究出版史的学者多所引用。这句话既有职业的骄傲，也有职业的责任，明确指出了出版这一行业所特有的文化教育功能。

    上海杂志公司的开创者张静庐（1898-1969）说：“钱是一切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报酬者，其演出方式相同，而其出版的动机完全两样。我们——一切的出版人——都应该从这上面去领悟。”要领悟的是什么？ 张没有明说，实际上就是出版者的文化责任。张是新文化期间的出版人，他还有一句意思接近的话很精彩，引用的人不多，这一句是：“出版家的精神堕落，这趋势比纯以赚钱为目的的更可怕，更可忧虑。”

    创造社出版部主任并曾任《洪水》半月刊主编的周全平（1902-1983）则说：“著作家必须有出版家的帮助才能把自己的工作普遍显示大众，读者也要得出版家的帮助才能便利地获得著作家的工作。三者合力用心，一国的文化才能日日上进。”他没有专门就出版的文化性质发论，而是有自己的认知角度，将出版放进著作家、出版家和读者三位一体的文化里云观察，作者、出版者与读者共同为一国文化努力。

    “当以激荡时代潮流”

    出版产业是由一个个出版企业组合而成的，其发展状态如何，决定了出版整个行业的发展面貌。近代以来的出版业，幸有一批有着清醒头脑与认知的人物，带领着行业与企业的前行。

    亚东图书馆的开创者汪孟邹（1877-1953）曾总结亚东的文化努力：“亚东并非富商投资专以牟利的企业，而是有志于文化事业者努力的结果。所以在出版方面，就从不以图利为第一与唯一的标准。”亚东出书不多但留世的不少，文化责任在其中的杠杆作用是很明显的。

    陆费逵在1916年《中华书局五年概况》写道：“印刷为文明利器，一国之文化系焉。果使吾局印刷发一异彩，不徒为吾局实力之发展，亦足以观国民文化之进步。”这样的一句话，从宏观与微观及其结合上说得都很到位。这里的印刷是出版的编、印、发中的一个环节，中华书局在印刷环节里继商务印书馆之后成为全国翘楚。

    曾任商务编译所所长与总经理的王云五（1888-1979）说：“普通书肆之出版物所以追逐潮流者，以资本短缺，亟图目前之利益，然潮流既至，尽人得而追逐之，则竞争者多，为利宜权矣。以本馆资本之雄厚，在营业上固不必追逐潮流，而当以激荡时代潮流，益显而易见者。”这是王云五入馆之初给出的考察作业《改进编译所意见书》，也是后来商务编译所的施工蓝图，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出版“当以激荡时代潮流”。王云五还将出版的文化功能具体到一家出版机构。出版机构有自己的文化职责，从行业到出版机构的文化责任在这句话里结合了起来。在经历“一·二八”日军炸毁之难时，商务提出了“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作为企业复兴的口号。在复兴成功之后，商务终于可以自慰，在复业启事中告知天下“敝馆自维三十六年来对于吾国文化之促进，教育之发展，不无相当之贡献”。商务印书馆被国人看作是“全国的文化总枢”，当时远在四川的实业家卢作孚为义勇军拟定的许多抗日标语中，就有一条指责日军——“毁坏我们全国的文化总枢——商务印书馆”。

    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城（1893-1960）说：“我们只求于营业中，发展教育及文化，于发展教育文化之中，维持营业。”这是舒新城作为中华书局业务负责人所阐述的经营原则，这是一个务实的出版方针。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这句话表达得比较明确，在那样一个时代能有这样的视界与胸襟，确为难得。

    “故向书林努力来”

    出版的个体是出版的从业人员。人是出版业的核心。英国的出版家斯坦利·昂温说过一句话：“图书出版业是一个很有个人色彩的工作。”从业人员的水平高下素质高低直接决定了出版的格局。

    《辞源》主编陆尔逵（1862-1935）在《辞源说略》里谈到“编纂此书之缘起”：“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例。……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其语至为明切。戊申之春，遂决意编纂此书。”这是将出版的文化理念用到具体的编辑工作中，他发愤图强承担起自己的文化责任，历时8年将《辞源》编纂这一巨大文化工程初步告成，1915年出版。他因此积劳而成疾，竟至失明。

    在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工作过的叶圣陶（1894-1988）说：“就广义说，出版工作也是教育工作。”在20世纪，这个观点是主流观点。从张元济“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到陆费逵的名言，都是这层意思。叶圣陶还有一名话也广为流传：“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这句话表达了早在民国时期就作为编辑的叶圣陶的职业自豪感。

    曾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的巴金（1904-2005）说：“我们工作，只是为了替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做一点文化积累的事情……即使终生默默无闻，坚守着编辑的岗位认真地工作，有一天也会看到个人生命的开花结果。”又说：“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这些话全部出自巴金晚年的《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话语很平实，是巴金对于自己早年编辑生涯的回顾与体悟，揭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编辑出版工作的本质永远都是为民族的奉献，一个编辑个体所应承担的文化责任。

    “事业性和商业性”

    有关文化职责的认知，行业、企业与个人并不是割裂的，是融合在一起。前引诸人论说已多少呈此特性。我们重点来说说张元济和邹韬奋。

    张元济（1867-1959）在投身商务印书馆时就与商务创办者夏瑞芳约定，“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后来也说“盖出版之事业可以提撕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这是大文化范畴里的认知。张元济日记在一年的时间两次记载了一个相同的内容。1917年10月29日：“蒋梦麟来谈，学界需要高等书。谓一面提高营业，一面联络学界。所言颇有理。余请其开单见示，以便酌定延请。”1918年10月18日的日记：“本馆亦多出高尚书，略牺牲营业主义……本馆已印（北）京大学及尚志学会出版高尚之书，仍盼各省学界有新著述，本馆可以发行。”这显然是将出版的文化功能与经营放在一起做考虑。1927年在致友人信中，谈及古籍整理出版时他更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致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份效力。”这显然是自觉地承担起出版的文化责任。

    邹韬奋（1895-1944）是左翼出版的一面旗帜，他对出版的文化属性的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他对经营一个企业形成的较为系统的思想，反映在《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一书。他有自己的认知角度，从创办生活书店的实践过程中提出了出版工作的“事业性和商业性”的问题，并从三个层次来系统的解决这个问题。一是提出了事业性的含义。事业性就是我们所从事的“进步的文化事业是要能够适应我们进步时代的需要，是要推动国家走上进步的大道”，努力于坚持“积极建设的文化工作”，“努力于引人向上的精神食粮”。二是阐述了事业性与商业性结合的原理。“我们的事业性和商业性是要兼顾而不应该是对立的……如果因为顾到商业性而对于文化食粮的内容不加注意，那也是自杀政策，事业必然要一天天衰落，商业也将随之而衰落。”“充分发展商业性”，“同时也是充分发展事业性，这两方面是可以而且应该统一起来的”。三是落实事业性与商务性的结合必须努力工作。他明确说：“我们是为文化事业而努力工作的同志，我们仅仅对事业有深刻的认识还不够，同时还须把工作做得好。”并提出“特别加重中坚干部的重任，由此做核心来加强店的组织，增加店的效率，克服店的困难，发展店的事业，为中国，为人类的进步的文化事业奋斗到底”。邹韬奋的这一番话，以小见大，从理论到实践，既点明出版的文化事业属性，同时以事业性作为着眼点，以商业性作为立足点，站得稳看得远，更指出了必须以共同的努力的工作来实现之，并且将出版事业与中国和世界关联起来，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本文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