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理论道：聚焦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葛承雍

    中国是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最多的国家，这么多的文化遗产项目意味着析理论道的研究，必然充满了艰巨性和复杂性，讨论的历史脉络越长久，遇到的问题越多越深。如何加快构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话语体系，一直是学术界和文物界关注的话题。

    最近由科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新论》是李颖科先生花费了多年心血的新作，他将自己对文化遗产保护多角度、多层面的认知，“一吐为快”“和盘托出”，犹如雨后释然，春风初度，令人不由地多呼吸新鲜的空气。

    作者基于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思想与实践的审视，一开场就提出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的古物保护思想，与西方截然不同。古希腊人有意保护古代英雄的遗物，古埃及人保护古物是为了接近神圣文明的原型，古罗马人则是看重古物的艺术价值，而中国传统文化不满足欣赏器物形制，更重视透过“器”观人睹事。作者认为当下遗产保护只重视“器”而忽视背后的精神因素，“重道轻器”在今天仍有积极借鉴意义。

    多年经验表明，文化遗产保护如果沉沦于微观或个案而不能跳出，则难免坐井观天受到局限。作者打破传统的按朝代顺序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遵循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历程划分为重道轻器的古物保护（先秦至唐以前）、注重象征意义与精神传承的文物保护（唐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恪守“原真性”原则的文化遗产保护（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三个历史阶段，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做出全新的审视与批判。

    李颖科先生担任过古城西安文物局领导，对曾经一度流行“保存现状”“原封不动”的保护理念提出质疑，认为有悖于中国文物土木结构的特性，违背文化发展客观规律，例如唐代大雁塔能够留存至今就在于明朝保护外面加了一层砖，西安城墙如果没有大规模重新维修也会残破不堪。他坚持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运用历史发展的观点，以保护实际成效和遗产资源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标准，对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做出了许多与以往学界完全不同的判断，提出当前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文化遗产本体环境精神受损、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发展严重脱节，不仅其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彰显，而且保护以人为本未能落到实处，并进一步从缺乏中国特色保护发展理念、注重保护传承轻视发展创新等方面，剖析了其原因所在。

    在西安最有名的大遗址文物保护与展示的争议，是2007年唐大明宫整体保护与传承项目，唐大明宫遗址作为国家遗址公园建设当时遭到众多专家质疑与责难，作者连续写了几篇介绍和评论西安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理念、思路、举措和成效的文章，并就遗产特性、传统审美、价值取向、时代发展等内涵进行了论证。作者承认自己的一些观点会让有些专家感到不适，但他坚持自己的学术认知。原因是他曾经工作在文化遗产保护第一线，有很多亲历亲见的事例。学术争鸣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重要通道，那种一锤定音的研究注定是一种愿景，如果一锤砸偏了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会留下更多的后遗症。所以致力于求真求实的学术研究，学理性的商榷文章越多越好，可以吸取教训不再走弯路。

    我们高兴地看到，作者努力用学术话语讲好保护道理，不是根于脚踏实地的理论建构，则很容易被风吹雨打流失无闻。所以围绕构建的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理念，作者从保护、传承、发展、创新四个方面重构当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原则，提出真实保护、有效保护、全面保护的保护原则；“三个传承”即传承遗产智慧、传承遗产精神、传承遗产力量的传承原则；“三个促进”即促进遗产发展、促进文化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发展原则；“三个创新”即创新遗产表现形式、创新遗产内容构成、创新遗产价值追求的创新原则。作者这些总结和理念，就是力图真正走出一条新时代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新路子。

    按照上述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理念、原则，针对我国文物考古界在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和任务的认知上，存在的窄化或笼统化倾向，作者研究提出，要重新认识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毫不隐晦地批评：“一些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专家，置中华文化特性、文化传统于不顾，一味移植照搬西方‘原真性’保护原则，给中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带来不必要的影响和损害。”作者强调文化遗产保护具有传承发展民族文化、服务国家战略需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国民创新能力、提升人民幸福指数的鲜明目的，并从整体保护、内涵挖掘、精神传承、功能重构、价值实现、制度再造六个方面比较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实现这些目的需要完成的具体任务。循此目的和任务，作者对新时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做出提升品位、彰显内涵、强化特色的总体定位和凸显优势、加强弱项、补齐短板的路径选择，努力实现构建体系、增强实力、惠泽民生的目标和愿景。

    翻阅这本书，作者还有一些代表性的观点，比如对文化遗产的属性、价值、内涵、精神等问题的研究与认知。他认为文化遗产属性，学界普遍认为具有不可再生性、整体性、民族性、地域性等，但他提出文化遗产具有三个最为鲜明、重要的属性，即文化性、聚合性、创新性。又比如随着学界对文化遗产价值阐释的深化，陆续有学者从多个角度提出遗产价值的分类体系，从纪念价值到现今价值说，从基本价值到衍生价值说，从核心价值到附加价值说等等。作者则认为，文化遗产的价值可分为固有价值和创生价值两类。所谓固有价值是指文化遗产作为文化实体固有的非依赖性价值，学界公认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即属此类；所谓创生价值是指不同时代的人们为了适应社会变化，依托文化实体而衍生出来的新的价值，如建筑遗产的使用价值、文物古迹的旅游价值等。

    作为一本理论性很强的著作，必须讲清楚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价值，才能进行深刻的反思，作者说遗产价值评估一直是我们的弱项，从历史进程上看，虽然中国从汉代开始就重视古物的发现，如汉武帝元狩七年于汾水之上得鼎，便将那年年号改为元鼎元年，认为是一个吉象。宋代之后，开始有了基于学术研究意义的金石学，主要将它用于重新解读历史和儒家经典，而非视之为古物。到了元明清时期，古物成为装潢和装饰门面的“古董”，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古玩”。近代，文物内涵扩大，包含了不可移动文物如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等。当代提出的“文化遗产”概念，是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精神与文化的高度凝聚，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人类基于生产、生活实践而产生的精神活动的产物，都强调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

    作者研究认为，文化遗产的精神分为普遍共有精神和个别独有精神两类。一方面，从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事物的共性特征来考察，任何一种文化遗产的诞生，都是劳动人民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专注、精进、乐业的职业操守创新创造的结果，从而都蕴含着共有的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另一方面，从事物所具有的个性本性来看，由于受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每一种文化遗产又都具有各自独特的精神内涵。

    这本书列举了大量的保护案例，因为只有基于扎实代表性的事实依据，才能针对实际工作不断提出、完善一个独创性的理论分析框架，既要厘清过去认识误区，而且也要指导建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有益尝试。古代建筑保护典型案例中的佛光寺、滕王阁、大观楼、天宁寺塔等，大遗址保护典型案例中的唐大明宫遗址、汉杜陵遗址公园等，举凡大运河、都江堰、武夷山、苏州云岩寺塔、西湖景色等等都在讨论的范围之内，资料非常丰富，案例非常典型，给人以如数家珍、胸有成竹的感觉，让人透过千百年来的历史风云，领略我们国家文化遗产的诱人魅力，破解文物保护的密码。

    通览全书，作者摆脱了“旁观者”视角，以“当事者”的体验和使命著文立说，所提到的每个问题，都像是山河大地上急需解决的保护剪影，思维与视野的有机融合，回答了广大人民群众需要了解的遗产保护“常识”，也答复了遗产保护界关心与争论的“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