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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彬彬
2020年初，某出版社约请先师冯天瑜先生回顾平生学思经历，完成一本“口述史”。先生极具谦德，觉得此事无必要，但后来犹豫再三，又想到，作为一位跨越几个时代的老人，平生所思所想，总会对后人有些“存史”的参考价值，事情就定了下来。在先生的晚年，我偶尔协助他处理一些简单的学术事务，颇蒙抬爱，于是选择我作为这部“口述史”的执笔人，小子诚惶诚恐，深感资历浅，又学力不足，但在先生的殷切鼓励下，只好勉为其难应承下来。自2020年4月至2022年11月，先生完成了大部分内容的讲述。在2022年12月初，先生因病住院前，嘱我先整理出初稿，待他出院后用半年左右的时间仔细修改完善，再形成定稿付梓。未料此一去永诀，今年1月12日，先生遽尔归天，这部未竟的口述史竟成为永久的遗憾！
所幸2021年初，由岳麓书社策划、万俊人先生主编的知名学者的学术自传丛书“吾道文丛”向冯先生约稿，此与先生正在进行的口述史工作不谋而合，于是，先生整理平生有关回顾学思经历和治学心得的文章，重加改定，勒为一编，遂成此《跬步千里》之著。先生在编撰此著期间曾数次与我交流，拜读之后，实感先生口述史之梗概，已具其中；收入书中的《与三先生论“封建”》一节，则正是先生开展口述史工作初期完成的第一篇成果。
冯先生的口述史工作较为侧重于中青年时期坎坷曲折的见闻经历，对此《跬步千里》的第一部分亦略述大要；其中年时期的一段传奇经历，则成文《上世纪七十年代心路历程》（收入《文明思辨录》一书）。本书之所重者，是先生于1979年之后正式投身学术界之后的学思心得。1980年代以降，先生于中国文化史、近代史、区域史等领域，筚路蓝缕，左右采获，做出了众多在学术界、文化界卓有影响的原创性贡献，为后学开启门径，无论在宏观的文化史理论方法之探索，还是在具体的史事、观念、问题的爬梳考据上，先生治学堂庑之广、开掘之深，足令时下日趋细化和窄化的人文学界叹为观止，亦当有以反思。
冯先生学识通博，这最初得益于青少年时“随慈母‘住读’湖北省图书馆八年”，泛览中外群籍，在中学的同学间有“百科全书”之誉，期间尤喜鲁迅、托尔斯泰之著作，受此熏染，养成沉雄深刻之思维，悲天悯人之胸襟。其父永轩公先后师承于黄侃、梁启超、王国维三先生，亦晚近文史名家，在1962-1965年期间，永轩公“摘帽”之余赋闲在家，专门给先生“开小灶”，讲授《论语》《孟子》《史记》诸书，传承家学，奠定先生之旧学基础。与古来众多先贤一样，先生青年时十分关注“天人之际”之哲思，尤喜黑格尔作品，精读了《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诸书；同时，亦大量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史学论著如《法兰西内战》《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由此得以洞察人类思想文化的“古今之变”。先生说：“黑格尔把哲学比喻为密纳发的猫头鹰，黄昏时方起飞。对一个民族来说是这样，对一个人来说也大抵如此。就我而言，最先发生兴趣的是文学，紧随的是史学，以后才是哲学。然而这只猫头鹰给人的教益深刻。如果说，文学提供的是形象，史学提供的是事实，哲学则昭示着规律。”（《跬步千里》p24）这是先生早年求学阶段的心路历程。
冯先生自返身学术之始，直至生命之最后，一直将文化史研究作为平生最重要的“主业”，其“初心”何以如此，我近来对此问题有所思考。先生自青年时代始，其关注视野，一直着眼于人类文明之演进与走向这一“大哉问”，感兴趣的从不是一家一姓之王朝兴替过程中的某些具体问题。先生一直珍藏着永轩公当年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就读时梁启超先生的授课讲义《中国文化史》，梁启超对于“文化”这一概念曾定义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什么是文化》）“共业”这一概念非常重要，梁启超认识到了人类社会乃至一国家一民族之发展进程，绝非某个单一因素所能决定（如经济、制度、政治乃至某些英雄人物等），而是种种因素交叠累加后而呈现出的一股合力，这一“合力”像无形的手，在冥冥中引导历史走向。冯先生的一生历经时代重大变迁，早年应已深刻感受到了某些单一的力量在试图左右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局限，历史车轮的前进或倒退，取决于“共业”，其表现形式只有总体性的“文化”，故梁启超又称之“文化共业”。冯先生显然在这些问题上与梁启超有相近或相似的思考，因此他说：“人类文化史则相当悠久，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文化，不是骤然降临的……它是人类在过去各时代由交互关系与劳动生活所产生的延续的累积的结果。文化史的任务便在于综合考察这一汪洋恣肆的进程，并探究看似白云苍狗、莫测变幻的文化运动的规律。”同时，先生的研究工作并非满足于爬梳既往之历史陈迹，始终关怀于人类未来之命运，因此他说：“文化史要研究文化的‘外化过程’……而且要研究文化的‘内化过程’，即文化的‘主体’——人自身在创造文化的实践中不断被塑造的过程，同时还要研究外化过程与内化过程如何交相渗透，彼此推引，共同促进文化有机整体进步。”（《跬步千里》p126-127）冯先生平生之愿景，或即在此。并再三致意于中国文化史之“开创期”与“转型期”之两端：“考析古今转换、中西交会的历史场景，以求得对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真解，学术意味浓厚，现实启迪性无穷。”（《跬步千里》p134），亦可称自道心曲。
冯先生之治学理念，一向不赞成当代人文学术文、史、哲之间畛域分明、太过拘泥于学科意识的风气，他始终贯彻近代学人的“通家”视野，强调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为用，古人谓“文以载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深刻的义理需要以通达的辞章为载体，而辨析义理是非正谬总离不开对先哲文献中字词含义之考据，他认为：“‘义理、考据、辞章’指普遍性的治学涉及的三方面能力，一切研习学问的人都应努力具备。”此三学之间的关系是：“考据贡献并审定材料，辞章提供方法和表述，义理整合内容并探究形上之道，三位一体，相辅相成。三者合则互美，分则相害。”（《跬步千里》p70-71）今之治文化史、思想史者，常常会遇到学科壁垒的困境（如历史学者觉得你偏哲学，哲学学者又觉得你偏历史），对先生此论当尤有深切共鸣。中国古来学术又有“致用”与“求是”的立场之争，就古典经学而论，古文经学偏于“求是”，今文经学偏于“致用”，冯先生认为前者意在“为学问而学问”，后者意在“学术服务人类”。对此问题，他本人似较倾向于以“求是”为基本原则，但又基于更为开阔的思想高度，指出只有坚持学术之“求是”，方能真正“致用”，二者关系并不矛盾，“只有以这种不受主观需求干扰的客观态度研究学问，方有可能登堂入室，求得真知，此种真学问才真正‘有益于天下’‘服务于人类’”（《跬步千里》p66-67）。先生毕生治学践履，始终旨在探索“真知”和“真学问”。
自忝列门墙以来，我时常想到屈原“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之诗句，足称先生学术生命之写照。先生幼承庭训，颖慧不凡，兼之精力过人，一以贯之，孜孜不倦；平生心思精纯，淡泊名利，从无任何物欲追求之念，师母刘老师曾“抱怨”：“与冯天瑜从青年时谈恋爱开始，一直到老，他每天都在读书写作，我们几乎连公园都没逛过。”大约在2018年秋季的一天，这是先生罹患晚期结肠癌的第三年，师母在凌晨四点多通过微信发来一张照片，冯先生正在医院病房的窗下奋笔，修订《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一书，此情此景，我们看了既心疼，又惭愧。先生逝后，师母含泪撰文《致天瑜》：“一起闲聊时，多少次我都说，将来你的墓志铭一定要写上这几个字：终于可以休息了。天瑜，你实在太累太累了！ 你确实活了两辈子。”先生在2022年12月26日进入重症监护室之前的最后几天，仍在坚持修订新书书稿，他的一生，完完全全贡献给了文化和学术。读此《跬步千里》之著，回顾先生平生之志业，“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此语反复萦绕于我的心间。
（作者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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