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作为想象中国的方法

    在我看来，“想象中国”的能力、趣味及境界，不仅属于“小说”，也属于“诗歌”“戏剧”“电影”“绘画”等，还有本文将着重讨论的“散文”。这里所说的“想象”，不限于虚构与叙事，还包括体察、描摹、铺陈、玄想、辨析、批评等。只是文类不同，具体处理时会有很大差异。相对而言，称小说作为“想象中国的方法”，比较容易被接纳（1998年北京三联书店刊行王德威的《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 小说·叙事》，那是一部自选集，收文23篇，作者称这书“代表我个人思考‘小说中国’的方式与实验”。此后，“想象中国”常与“小说中国”相提并论）；而从“想象中国”的角度谈论散文，则需要略加辨析。

    传统中国，“文”——约略等于今人所说的古典散文，曾经发挥巨大的作用。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主要指的不是唐诗宋词，更不是小说戏曲，而是不太被今人看好的“文”。晚清以降，随着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引进，作为“杂文学”（五四时期新文化人普遍使用的概念）的“散文”，由中心文类一转而为边缘文类，无法吸引大量研究者的目光，自在情理之中（参见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第428—4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一百年前，胡适撰《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依次评论古文、诗歌、小说；十年后，朱自清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论述的次序改为诗、小说、戏剧、散文。史著中文类排列次序的变化，隐含着地位的升降。这里固然有晚清与五四文学发展趋向的差异，但更重要的是学术范式的转移。长期傲居文坛中心的“文”，如今突然被抛到边缘，其感觉凄凉与寂寞可想而知；更何况还必须忍受西方“散文”概念的宰制与改造。就连以散文名家的朱自清，也都认为在各文类中散文矮人一截：“它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别。”（参见朱自清《背影·序》，《朱自清全集》第一卷3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朱氏并非故作谦虚，而是衡之于其时炙手可热的“文学概论”，散文确实只能叨陪末座。只有自信、倔强且高傲的鲁迅，对依“西洋的‘文学概论’”来划定文类等级大不以为然，称杂文“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鲁迅：《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29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可这样的论述姿态，毕竟是极少数。

    那么，是否晚清以降，中国散文便走上穷途末路了呢？ 非也。我在《中国散文小说史》第七章“从白话到美文”，有一段总结性的论述：

    脱离象征权力和责任的“中心”，走向寂寞淡泊的“边缘”，二十世纪中国散文不但没有消沉，反更因其重个性、讲韵味、洒脱自然而突破明清之文的窠臼。三十年代中期，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曾提及，五四运动后“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类似的说法，胡适、曾朴、朱自清、周作人等也都曾经表述过。考虑到此后小说艺术发展神速，而散文又在好长一段时间内失落了作为主心骨的“个人笔调”，鲁迅等人的判断稍嫌过于乐观。但如果说，现代中国散文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较好地完成其“蜕变”与“转型”，并重新获得无限生机，则并非过誉。（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第2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这是我对现代中国散文的性质、命运及演进脉络的基本陈述。基于此设想，加上我对网络时代文化权力转移及读者兴趣变化的理解，得出曾经风光无限但在20世纪却沦为配角的“文”，在21世纪有可能重返舞台中心的预测。

    这就说到当初对于新世纪文学走向的讨论，其中牵涉我的一则短文。1999年底，为迎接新世纪的曙光（那时普遍认为，2000年元旦即“新世纪”第一天），我应邀畅想未来。那则短文最终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初刊2000年1月3日《文汇报》，题为《小说霸主地位受到挑战》。2000年2月1日《文论报》转载时，改为《学者陈平原预言21世纪诗文东山再起小说风光不再》，显得更加耸人听闻。“在20世纪颇为风光的以叙事为主体的小说，在新世纪将受到挑战，一度沦为配角的诗文，有可能重返舞台中心。文学成为‘修养’而非‘技能’的理想有望实现。……就想象之丰富，叙事之细腻以及场面之波澜壮阔，影视的潜力远非小说所能比拟。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曾经风光无限但在20世纪却沦为配角的诗、文将有可能重返舞台中心。至于各种人物传记、历史叙述、风土记忆、文化随笔乃至人文社科的专门著述，都将夺去原先属于小说的‘注意力’。”众多激烈争辩声中，最值得推荐的是《北京文学》2000年第6期刊发的《小说的前景及想象力——平谷金海湖文学现状研讨会纪要》，那是著名小说家林斤澜先生发起，我等积极参与的学术对话（参见陈平原《怀念“小说的世纪”——〈新小说〉百年祭》，初刊《书城》2003年第3期，收入《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初的预言有得也有失。今天中国小说（尤其长篇小说）生产量如此之大，且依旧是中国读者的最爱，这点出乎我意料之外；至于先见之明，则是对于诗文重返舞台中心的预测。今人之“想象中国”，依然可以、或理所当然地，还是以小说为核心文类；诗歌作为语言艺术中最敏感、细腻且奇崛的表达，某种程度成为现实生活的象征与预言，故也常被研究者谈及。我想特别提醒的是，传统中国至关重要的“文”及其现代转型——不仅是美文、小品、杂感、随笔，甚至包括演说稿、回忆录、口述史、轻学术、大家小书、纪录片解说词等，也都值得关切。

    在通常所说的四大文学体裁中，最难“与国际接轨”的，无疑是散文。对于什么是散文，以及散文的边界、魅力与发展前景，学界至今尚无共识。而我心目中的散文，不一定以叙事或抒情为主，也可以议论为中心，也就是说，更接近古代中国的文章或英国的ES⁃SAY（随笔）。此种阅读趣味与史家眼光，不妨参见周作人的《美文》、鲁迅的《小品文的危机》，以及郁达夫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

    多年以前，我曾专门撰文辨析“随笔”的立意、宗旨、技术及境界：“作为一种以说理为主的文体，‘随笔’不同于逻辑严密的‘专论’，也不同于笔墨轻盈的‘小品’。一定要下定义，只能说是‘有学问而不囿于学问，能文章而不限于文章’。这种说法，既有ESSAY东渐的意味，又与蒙田、兰姆等保持一定距离。必须考虑中国古老的‘文章’传统，并不因白话取代文言而自行中断。或秦汉，或魏晋，或唐宋，或晚明，取径不同，姿态自然各异。至于全盘“复制’英国随笔的，不能说没有，毕竟不是主潮。”（陈平原：《关于“学术文化随笔”》，初刊《文汇报》1996年9月21日，收入陈平原《依旧相信》，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此类文章，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再配上适宜的文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自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在我看来，最能体现这一文体趣味的，是周氏兄弟的写作，以及创刊于1924年的《语丝》周刊，还有活跃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文化界的《读书》杂志。

    有感于此，35年前，钱理群、黄子平和我合编“漫说文化丛书”。该丛书共十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1992年初版，目前已是第五个版本（1990/199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200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版、2018年北京时代华文书局版、2020年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版，以及202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版）。一套小书，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刊行，可见其生命力旺盛。多年后回想，这生命力固然主要得益于那四百多篇精彩选文，也与吹响集结号的八十年代文化热、寻根文学思潮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视野密切相关。时过境迁，这种小里有大、软中带硬、兼及思考与休闲的阅读趣味，依旧有某种特殊魅力。有感于此，出版社希望我续编“漫说文化”丛书。考虑到钱、黄二位的实际情况，我改变了工作方式，带领十二位在京工作的老学生组成读书会，用两年半的时间，编选并导读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散文随笔。这就是刚刚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漫说文化丛书·续编”，含《城乡变奏》《国学沉浮》《域外杂记》《边地寻踪》《家庭内外》《学堂往事》《世间滋味》《俗世俗民》《爱书者说》《君子博物》《旧戏新文》《闻乐观风》等十二册。

    依旧不是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文学史，而是以文学为经、以文化为纬的专题散文集：“选择一批有文化意味而又妙趣横生的散文分专题汇编成册，一方面是让读者体会到‘文化’不仅凝聚在高文典册上，而且渗透在日常生活中，落实在为你所熟悉的一种情感，一种心态，一种习俗，一种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借此改变世人对散文的偏见。让读者自己品味这些很少‘写景’也不怎么‘抒情’的‘闲话’，远比给出一个我们自认为准确的‘散文’定义更有价值。”（陈平原：《漫说“漫说文化”》，初刊《北京日报》1992年11月 18日，收入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具体选文时，强调文化底蕴、阅读感受与作者声誉三合一，力图兼及文章与学问（太学术的不收，太没学问的也不收）、日常与诗意（注重常识，谢绝空论，加上篇幅限制，不收六千字以上的长文）、个人趣味与公共立场（尽可能见微知著，纸背压着心情，且隐约可见大时代的投影），因此，此等文章结集，蕴涵着时代气息与国家记忆，体现近/现/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感受与表达。

    正编与续编，合起来近千篇文章，囊括了整整两个甲子的风起云涌，鸟语花香，共同组成了一个多世纪中国人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变迁史。正编收1900—1980年文章，基于文学史家立场，增删去取，褒贬抑扬，与我们的专业著作密切相关；续编选1980—2020年文章，更多体现同代人的立场与趣味，编者既在场也超脱，感同身受之外，更多地作为观察者，见证大时代的潮起潮落。在这个意义上，这套书呈现的，除了是“另一种文章趣味”——偏向于随笔而不是美文、小品、新闻与杂感；还是“另一种历史记忆”——注重相对悠长的社会生活与思想文化，而不是迫在眉睫的政治与经济，这一选择，基于时代风云的变化、教育水平的提升、国际视野的拓展，以及由此形成的读者趣味。尤其是将续编十二册的书名及目录摊开来，很容易感受/体会这一点。当初谋篇布局时的殚精竭虑，以及编选中的博采旁收，锱铢必较，此等苦心经营，要的就是这个兼及“文章趣味”与“历史记忆”的效果。

    古今中外，凡选家皆有偏见，更何况还存在文章篇幅、体例、地域及版权等方面的限制。只是如此呈现方式，使得原本一地散珠的“散文”，有可能在某个旗帜下集合起来，让其兴味与意涵得到很好的呈现。边界的不确定，以及表达的平实、散淡与驳杂（相对于小说的阔大或诗歌的深邃），使得单篇文章显得“轻”或“薄”，分量不太够；但也正因其没有过分“坚壁清野”，分专题编选散文集时，更容易向四面八方拓展，突破条条框框，吸纳各种/类的精彩文本。

    不同于文学史著之表彰作家才华，专题散文集更多考虑读者感受。若能以史家眼光广泛阅读，提炼精彩的主题，开掘深刻的意旨，呈现辽阔的视野，采用合适的编选策略，兼及文学、思想与学问，散文完全同样可以“作为想象中国的方法”。

    （2023年9月2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