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狮的牢笼

    ■钱寅

    王志宏教授《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6月）为我们重构了18世纪末那场重要的外交事件。以往对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这一事件的叙事，通常强调乾隆帝与清政府由于傲慢和无知，将中国接触西方的大门紧紧掩上。清王朝的盲目排外似乎已经成了板上钉钉的定谳。但是，当读到王志宏教授对这个故事重新讲述之后，我们会发现事情并不全然如此。

    王志宏教授之所以能够重新讲述这个故事，在于他使用了大量之前未曾被人关注到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全书参引的文献和论著，外文近300种，中文240余种；其中有稀见原始档案近30种，涉及中文、英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来自英国皇家档案馆（The Roy⁃al Archives,UK）、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大英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梵蒂冈传信部档案馆（Archivium Propa⁃ganda Fide）、梵蒂冈宗座图书馆（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那不勒斯东方大学（Universitàdegli Studi di Napoli“L’Orien⁃tale”）、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等。梳理这些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且没有被数字化的资料，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而正是下了这样规模的功夫，王教授的故事才讲得格外吸引人。特别是书中用到的马戛尔尼使团在出行前就已准备好的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国书的中译本极为重要，但在之前的研究中基本无人提及。而以往研究用到的出自《军机处上谕档》的《译出英吉利国表文》，与使团在出访前所准备的中译本对比，内容大相径庭。利用了这些全面且新颖的材料，王志宏教授的著作让我们对18世纪那场外交事件的细节看得更加清楚。

    王教授利用详尽的材料告诉我们，在这样一场被后人看作是有着影响世界发展进程的重要意义的外交事件中，翻译却是不称职的。中英语言有天壤之别，大清国和英吉利都没有翻译彼此语言的经验和成例。因此，找到合适的翻译是处理好这次外交事务的关键。而从翻译人员的构成上来看，双方都没有选择自己国家的人员，这很难保证翻译人员在外交场合的忠诚度。事实上，这些翻译人员确实夹带着私货。如清政府找到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担任翻译，这些传教士虽然生活在中国，骨子里却仍是欧洲人，他们表面上是为清政府提供服务，背地里则更多倾向于来访的英国使团。而使团所用的翻译李自标也是传教士，私自在文件中加入了允许在中国传教的主张，招来了清政府的不满。

    此外，翻译人员的翻译水平也难言称职。最可乐的是礼品清单中的第一件被译为“大架仔”，很难想象一件如此取名的礼物会被列为礼品之首，更难以想象乾隆帝会对这样一件礼物提起兴趣。而实际上，这件礼物是著名仪器工匠菲利普·马特乌斯·哈恩耗费30年建造的“哈氏天体仪”，拉丁文写作Plantarum，即音译的“布蜡尼大利翁”。这个“大架仔”反映了欧洲的科学发展水平和天文学的最新成果。“大架仔”以及“布蜡尼大利翁”的音译，既没有体现出这件礼物的科学内涵，也没有展现出作为外交礼品应有的格调。诚然，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中翻译自己语言里所没有的新鲜事物难度很大，但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并非没有成功翻译的案例可资借鉴。佛教从印度传入时，无法用汉字固有的词句去对应翻译佛教术语的现象亦随处可见。于是，作为音译的“浮屠”“崒堵波”等开始进入了汉语体系。而为了更好地表达这些音译词所对应的事物，晋宋、姚秦间的译经者还是别造了“塔”字。清代的阮元对此评价说：“执此‘窣堵波’而求之于中国，则无物无文字以当之，或以类相拟，可译之曰‘台’乎？ 然台不能如其高妙，于是别造一字曰‘塔’以当之，绝不与台相混。塔自高其为塔，而台亦不失其为台。”可见，“塔”字造得绝妙。除了造字，古代的翻译中亦会借用汉语中固有文字来对应佛教外来的概念。如佛教所言，有这么一种东西，在人未生之初，虚灵圆净，光明寂照，人受之而生，或为嗜欲所昏，则必静身养心，方可复见其本来面目。关于此物，中国传统思想中原是没有的，于是译经者从儒道经典中拈出“性”字来对译此物，极大地影响了后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可见，翻译这项工作，从事者必须要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和文化素养才能做好。

    语言的区别，背后是文化的差异。在大清帝国和大英帝国的外交中，表现出双方对彼此的文化知之甚少。正如书中所指出的，马戛尔尼使团所要建构的独立平等、互利互惠的外交模式，当时只通行于西方国家间，甚至在西方国家间也仅仅处于形成阶段，其对18世纪末的中国来说毫无意义：“在人们惯于指摘乾隆以自己的天朝思想观照天下，接待马戛尔尼使团，没有理会西方世界的外交思想、理念和模式的同时，我们又是否看到英国人其实同样没有把中国思想和模式考虑在内，只以自己的方式行事，单方面提出方便自己行事的各种要求，把自己的外交模式加诸中国？ 从这个角度看，那又可是真正的平等？ 还是何伟亚所指的‘自然化了霸权话语’？”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深刻思索。当我们指责18世纪的中国保守封闭不去理解西方的同时，是否看到彼时的西方也没有理解中国？

    马戛尔尼使团对中国文化不解，对中国政治亦不甚了解。马戛尔尼颇为自负地为乾隆帝带来了西式的豪华马车作为礼物，他以为这种装潢华美、安稳舒适的马车比中国固有的简陋、没有弹簧的马车要强上百倍，必然会得到皇帝的青睐。然而，这两辆马车被当做礼品交给朝廷之后，便一直闲置在圆明园从未使用过，当多年后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发现这两辆马车依然簇新。清朝皇帝和官员对英国高档马车几乎毫无兴趣的原因十分简单，即便是宫中的太监都可以一针见血地指出，那就是大清朝的皇帝怎么能够允许其他人坐得比他还高且背对着他？ 这个道理在中国几乎人人皆知，然而英国的使者从来没有考虑过。中英政治文化的巨大鸿沟，是双方在当时谁也无法穿越的牢门。在这次外交活动中，中英两国表面上近在咫尺，但却谁也无法真正触碰到对方。

    黄克武教授评价本书说：“无论在议题选择、史料搜集、分析手法、观点提出等方面，本书都可谓翻译史研究的典范之作。”王志宏教授在翻译史的背景下重新讲述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这件重要的事情，体现了翻译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超乎寻常的作用。透过王志宏教授的讲述，我们重新认识了18世纪末的中英关系史，无法再将这场外交的失败单方面归责于任何一方。就算是把这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外交活动搞砸的翻译人员，也是受到时代和环境的局限而显得无能为力。毕竟彼时的环球贸易和交往才刚刚起步，一切都还在摸索中前行。在这场失败的外交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东西方两个大国虽然面对面站到了一起，但彼此在各自的语言和文化中画地为牢、各说各话，始终没有真正的接触。

    即便在全球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同样存有在各自语境、各自文明中“画地为牢”的现象。如何让国家间的交往更有效，如何让不同文明能够互相理解，这不仅仅是翻译工作要努力实现的，也是所有全球化的参与者都应该进一步思考的。这大概也是本书给予我们的额外的启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