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儿自有一套”，但还不止“一套”

    译林出版社2023年翻译出版了美国科普作家珍妮弗·阿克曼所著《鸟类的行为》一书。这是作者继2016年出版的《鸟类的天赋》后推出的又一力作。

    该书英文原名为The Bird Way，若是直译，当是“鸟儿之道”，暗含“鸟儿自有鸟儿的一套[做事逻辑与方法]”之意，也即该书导论所说：“哺乳动物有哺乳动物的一套，鸟儿有鸟儿的一套。”这本是一位科学家对鸟类与哺乳动物大脑构造差异的精辟总结。作者前作《鸟类的天赋》便解释了鸟类大脑的工作原理，指出鸟类大脑与哺乳动物大脑的组织结构迥异：飞行的需求意味着鸟类必须“轻身减重”，这便限制了它们的脑容量。不过，鸟类脑容量虽小，脑力却不弱：其脑内有效神经元密度大、神经网连接高效，因此认知力并不逊于哺乳动物。一些鸟种的智力甚至相当惊人，比如我们的城市中常见的喜鹊、乌鸦等“鸦科大佬”们，智力堪比人类儿童。而即使在传统人类文化中以“呆”著称的鸟类，例如鸽子、鸡等，也各有其独特智慧。

    不过，The Bird Way也可理解为“鸟儿的（生活）方式”，作者在书中介绍的其实是鸟类的日常行为，探讨“鸟儿们在做什么”和“它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两个核心问题。她围绕“交流”“工作”“玩耍”“求偶”和“育雏”分门别类地描述、解释了一系列或常见或奇特的鸟类行为。书中不乏鸟类奇闻逸事，更有科学研究新成果隐含其间。

    只是涉及鸟类的行为时，“鸟儿自有一套”的说法似乎便不那么恰当了：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内含两点预设：1）同纲的动物有着同一套行为模式；2）它们的行为模式与人类行为模式不同。然而本书要告诉读者的，恰恰是“鸟儿的那一套”时时在推翻这两点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预设。

    一

    书中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鸟类的行为模式不止“一套”——“鸟类的世界拒绝一概而论”（p.249）。一方面，不同种类的鸟儿行为模式迥异。这一点原本显而易见，但实际上我们谈到鸟类时往往会忽略这一点。例如，人们一贯认为，只有雄鸟拥有复杂的歌声，因为雄性需要通过炫耀自己的歌喉来吸引异性、击退竞争者。在北半球，情况似乎确实如此。然而，近来针对南半球鸣禽的研究表明，雌鸟鸣唱在南半球普遍存在，而且其歌声在结构复杂性上并不逊于雄鸟。这些雌鸟也用歌声来确立身份、争夺领地、宣示配偶所有权。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同样是高智商、好玩耍的鸟，渡鸦和啄羊鹦鹉行事却南辕北辙，前者对陌生事物保持警惕，后者却完全是个好奇宝宝，热衷于探索新鲜事物。

    不仅如此，同种鸟中，不同的个体对于特定情况的反应也并不必然相同，相反，它们往往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和喜好。瑞典隆德大学鸟舍里有六只渡鸦，其中一只常常“不按常理出牌”，做相关实验时不用实验人员提供的工具，而是“用随手捡来的树皮”（p攉165），人们最后只好把它排除在实验之外。不仅人工饲养的鸟类是这样，野外的鸟类也一样。鸟舍附近还有一只野生的渡鸦，热衷于主动参加实验，实验结束后再“大摇大摆地离开”（p攉164）。同一个白翅澳鸦种群里，有的个体凶残，有的个体严肃，有的个体懂得与人合作。“当你看见一只鸟时，它并不代表所有的鸟”（p攉2），生物学家E.O.威尔逊如是说。

    二

    “每种鸟有每种鸟的一套，每只鸟有每只鸟的一套”——这一特征与人类何其相似。实际上，鸟类一直在用自己的行为挑战着传统的、以二元对立法为基础的人类定义。例如，我们一度认为，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类拥有语言，而动物没有。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本·琼生便认为：“语言交流是人类展示自我智力高于其他生物的唯一手段。”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鸟类也拥有“语言”：它们能够将不同的声音片段按照一定的规则组合起来，用以传递复杂信息，而它们这样的“词组语法”是通过后天习得而非先天遗传。一些鸟不仅能学习同种鸟类“语言”，还能学习另一种鸟类、甚至哺乳动物的“语 言”（pp.66-69）。而在一些特定情形下，鸟类鸣叫中所包含的信息复杂程度甚至超过人类。鸟类学家杰西卡·麦克拉克伦在一次田野调查中，凑巧录下了自己遭遇蛇时的尖叫。事后，她将录音发送给家人，想看看他们从中能提取出怎样的信息，但“家人们只能从录音中听出麦克拉克伦的恐惧”（p攉64）。相形之下，鸟类则厉害得多：黄翅澳蜜鸟“一声简单的警报最多能包含96个元素”（p攉47），其中编入了关于来袭者种类、行为、距离、总体威胁程度等信息，也就是说，通过这一声警报，它的同伴立刻知道将面临怎样的危险：是哪一种动物，来自地面还是天空，离自己有多近，移动速度有多快。

    同样曾被认为是人类独一无二特征的，还有工具的使用与制作、对火的操控、（无实用目的的）玩耍、（与高效生存策略背道而驰的）审美。如今人们发现，这些行为在鸟类中同样存在：在没有任何训练的情况下，新喀里多尼亚的新喀鸦会用合适的树叶制作钩子，还会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材料结合起来制作一件工具（同样的能力，“人类幼崽”们要到5岁以上才能习得）；而澳大利亚北部的棕树凤头鹦鹉甚至会制作乐器：它会制作一把鼓槌，用来敲打树干以吸引雌性（顺便一提，每只雄性还都有自己独特的击打节奏和演奏风格）。澳大利亚的黑鸢、褐隼、啸鸢会将丛林火引到未着火的区域，为的是赶出更多的猎物（《鸟类的行为》写作之时，此行为尚无影像资料，只存在于当地人的口述中。但BBC2019年推出的纪录片《神奇澳大利亚》中记录到了黑鸢的“纵火”行为）。普通渡鸦以及新西兰啄羊鹦鹉都贪玩，“在面对食物和玩耍时，渡鸦通常会选择后者”（p.179），而啄羊鹦鹉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充满好奇，其玩耍行为与捕食能力训练和求偶流程都无关，就是纯粹的玩耍，它们甚至有专门表示“玩耍时间到了”的鸣叫（p攉200），一旦有一只个体发出这样的叫声，整个鸟群都会开始疯玩。雄性的孔雀、几种天堂鸟以及蜂鸟有着层层叠叠、绚烂富丽、近乎累赘的羽毛，与自身的生存需求格格不入，很有可能是雌性特殊而随机的“审美偏好”选择的结果。

    动物可能具有“审美”能力，这一假说最先是由达尔文提出的，但在当时未被世人接受，直到近来才得到正视（例如，2017年理查德·普鲁姆在《美的演化》一书中，便对此“雌性审美偏好假说”做了重审与详解，并以鸟类世界的大量事实加以佐证）。达尔文同时代至20世纪中叶前的科学家拒绝接受“雌性审美假说”，一是因为不相信非人类动物会具有审美能力，二是认为（如1898年哲学家、心理学家卡尔·格罗斯所言）“雌性很少或从不做出任何选择。它们不是战利品的颁发者，而是被俘获的猎物”（p.237）。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鸟类两性关系中，通常雌性才是裁决者：它们并非“猎物”，而是“狩猎者”。因此，更有可能是它们的选择推动了雄性性行为的演化。人类在认识鸟类的过程中，曾经（也许依然）受到类似的文化偏见影响：前文提到只有雄鸟才会鸣唱的传统认识，就是性别偏见和地域偏见（以往的研究多关注北半球的鸟类）相结合的产物。

    三

    如果说这部令人眼界大开、学识大涨又兴趣盎然的书有什么美中不足，大概就是作者为了增强作品可读性，偶尔会采取一些略有“标题党”之嫌的写作策略。例如，在导言中，阿克曼提到了雌性折衷鹦鹉有“杀死自己刚孵化的雄性雏鸟”的习惯，并将这种行为定性为“亲鸟有意识地杀死同一性别的孩子”（p.11）。结合折衷鹦鹉雌性强势、一妻多夫的习性看，这隐约有把雌折衷鹦鹉打造成鸟类美狄亚之势。但读到后面的正文，读者会发现，这种行为并不普遍，只是个体在资源极端匮乏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折衷鹦鹉杀子的情况“十分罕见，因而不会影响种群中的性别平衡”（p.281）。而与其说母鸟会“杀子”，不如说它会采取“丢车保帅”的策略：在资源不足以将一整窝雏鸟都抚养大时，雌鸟会选择把精力和资源集中在更健壮因此存活几率更高的个体身上，放弃甚至直接杀死较为弱小的个体。这其实是许多鸟类都会采取的繁育策略，只是折衷鹦鹉的雏鸟，雌性往往比雄性发育速度快一些（p攉280），结果显得像是亲鸟在有意识地杀死特定性别的雏鸟。换言之，从科学角度来说，折衷鹦鹉杀子属于“轶事记录（anecdotal observation）”，不足以得出关乎进化行为的严谨结论。《生物学季刊》（The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2022年3月刊出的一篇专业书评中，就对阿克曼这种好记逸闻以及将鸟类拟人化、书后只有“延伸阅读”而无“引用文献”列表等“不学术不严谨”的做法颇有微词。

    这样的批评不无道理。不过，依笔者浅见，总体而言，阿克曼在此书中的写作策略选择是合理的。作为一部科普书籍，《鸟类的行为》（及其姊妹篇《鸟类的天赋》）的目的是唤起大众对于鸟类和鸟类研究的关注，从而推动社会对于鸟类和自然的保护。想要唤起大众对鸟类的关注，便需要令他们了解进而喜爱并尊重这一物种；而想要令读者喜爱和尊重鸟类，则首先需要让他们知道，“鸟类”这一物种并非概念模糊、千篇一律、低人一等、可有可无，而是多姿多彩、聪明能干、个性鲜明的鲜活生命，有“文化”、说“语言”、用工具、贪玩耍、有怪癖，就和我们日常会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类个体一样。换言之，阿克曼这样的科普作者需要的是能使读者产生与鸟类“共情”的写作策略。而学术的话语模式虽严谨，却并不见得有助于普通读者形成以上认识，因为正如作者在导言中指出的那样，“科学家需要在统计学上可复制或可控制的数据”（p攉17），做出类别划分与归纳，以推演出普遍性结论，而这势必掩盖个体个性。这样的思维和话语模式有时甚至无助非专业人士正视人类和人类经验的多样性，遑论鸟类这样的绝对“他者”。

    鸟类行为中仍有许许多多的未解之谜——雌性鸟类的审美标准到底是什么？ 杜鹃与宿主之间的“军备竞赛”会如何升级？ 鸦科是不是正处于认知突破的边缘？ 鸟蛋的形状到底是由鸟类的飞行需求还是栖息地特征所决定？——有待人类摒弃偏见、借助先进工具与手段去观察、研究、分析：“我们应当更多地观察鸟类，了解它们寻常与不寻常的行为，从那些不可思议、神秘莫测的生存方式当中感悟和学习。”（p.352）实际上，应该还有更多神奇的鸟类行为、甚至可能还有新的鸟种等待我们去发现。然而，留给我们与它们的时间也许并不多了：若人类再不悬崖勒马，做出必要的牺牲和让步，节制自己的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的话，我们将失去越来越多的鸟类芳踪：1970年以来，美国和加拿大的鸟类减少了三分之一；2019年的一项研究则表明，过去25年里，欧洲的食虫鸟类数量下降了13%（p攉350）。造成鸟类数量锐减的，是栖息地的大量丧失，农业杀虫剂的滥用，以及塑料制品、流浪猫、玻璃幕墙等人类生活产物的泛滥。作为先于人类几百万年便已在地球上生活的物种，鸟类有权在这颗星球上继续生活下去。虽然一些鸟种的旺盛生命力和强大适应力让我们看到希望，但更多鸟类的继续生存仍有赖于我们的帮助（或许准确地说，是我们的“不添乱”）。而对于每一个忧心地球未来的我们而言，翻开《鸟类的行为》去多认识几种鸟、多了解几种鸟类行为，不失为走上“帮助”鸟类之路的一个良好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