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与文学之间跃动

    ■盖云柏

    一

    《三国演义》最后一回，写到三分归一统的关键一战，就是晋朝龙骧将军王濬率水兵，顺流而下要直破东吴。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本是据清康熙间大魁堂刊毛宗岗评本为底本来整理的，其文字如下：

    前哨报说：“吴人造铁索，沿江横截；又以铁锥置于水中为准备。”濬大笑，遂造大筏数十方，上缚草为人，披甲执杖，立于周围，顺水放下。吴兵见之，以为活人，望风先走。暗锥着筏,尽提而去。（956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陈新先生在2001年12月18日致李灵年先生的信中写到：

    当时我和老杜都在湖北。杜是72年底调回，但他因以前的夫人白血病，人早已在京看护，但没有工作，而我是73年5月才调回的。六月初才开始工作，第一件事是看《三国演义》校样。记得曾向你说过，《三国》最末一回“濬大笑，遂造大筏数十万”，是我这次看校样才据《晋书》改为“数十方”，印象特深。（漆永祥、王岚编《锦衣为有金针度：陈新古籍整理与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611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三国演义》的《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落款日期是1973年8月，其中讲到“就改版的机会，对全书再次作了核订”。由此信件，可知此版修订并此说明，均出自陈新先生之手。而改“数十万”作“数十方”，亦是在本次改版之际，始由陈先生而改订。

    201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60周年社庆之前，为了回顾“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的出版历史，我们邀请陈新先生写写相关情况，他写的材料中，也提到《三国演义》的本次修订，其中写到：

    制造数十万大木筏，该需要多少木材，江面上又如何容纳得下，显然错了。核《晋书·王濬传》：“濬乃作大筏数十方，亦方百步，缚草为人。”可见“万”字为“方”字之误。此错误流传数百年，至此方获改正。

    陈先生从生活常识的角度，发现了疑点，这是理校法；又核对《晋书》，这是他校法。按说有这两层保障，此处的改动，是非常正确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本《三国演义》，根据《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可知它据毛宗岗本为底本，参校明嘉靖壬午（1522）序刊本，并参酌《三国志》等史籍进行校订，因为是普及型读物，“避繁不作校字记”。在1973年改版之际，陈新先生又核对了大魁堂毛宗岗刊本、清宝经堂刊本等，可见其精益求精的编辑精神。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是目前质量最好且影响最大的一种读本，也是这样无数次打磨修订的结果。

    二

    陈新先生引到的《晋书·王濬传》，实则如此：“濬乃作大筏数十，亦方百步，缚草为人。”“数十”后，并无“方”字。此处“亦方百步”，是呼应该传前面“濬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是说大筏周长近似大船，“方百步”（一步等于五尺）。大筏前冲的目的，是撞上江中暗锥，它方百步，面足够宽了，加上不同的大筏可以分工协作，或左或中或右，一齐触尽江中所有的暗锥。大筏不怕暗锥，可以重复接受不同之处暗锥的扎击，因此数量有数十支，是绰绰有余了。这样就保证了后行的大船不再受暗锥的斫伤。因此陈先生的怀疑，是相当准确的。

    《晋书·王濬传》“大筏数十”后无“方”，因此陈先生利用这条论据，可以佐证大筏数量为“数十”，但并不支持该处有“方”字。

    陈先生用了理校法、他校法，如果能用上对校法，就是有版本依据就更好了。从陈新先生的口吻来看，他没有看到“大筏数十方”的版本。那个时候，受制于当时的条件，无法看到更多的版本。就在陈先生改版修订完毕之后的次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嘉靖壬午序刊本，这个版本也是整理本的参校本。在该本卷二十四“王濬计取石头城”一节，正作：“濬大笑,遂造大筏数十方。”检核周曰校本《新刊校正古本出像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万历辛卯，1591）卷十二，此处亦作“数十方”。有了这两个版本作为依据，陈先生改底本毛宗岗本“数十万”为“数十方”，应该更为坚实了。

    到此为止，可以认为作“数十方”更为可信。但也仍有疑问：《晋书·王濬传》好端端地讲“濬乃作大筏数十”，并没有加量词。而且“方”字用于作大筏量词极罕见，一般用“只”、“条”。比如《三国演义》第一百二回：“吾今虚攻北原，却暗取渭滨。令人扎木筏百余只，上载草把，选惯熟水手五千人驾之。”同样是筏子，一处用“只”，一处用“方”，岂不咄咄怪事？《三国演义》为何加了个“方”字呢？

    三国故事，经历了很漫长的传播过程。历代说话艺人在创作、演说过程中，不断改编、丰富，产生了大量远离史实的情节。比如《新全相三国志平话》由 建安虞氏刻于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内容上已基本涉及了《三国演义》的重要关目，但是不少地方不合史实，一些地方离奇出乎想象，甚至把《后汉书》记载的曹操从南匈奴赎回蔡琰，再嫁给董祀，改写成了曹操选天下美色，听说蔡琰和番回来，就把她收在了自己建的铜雀宫中。这样的改写，目的是突出曹操的荒淫可恶。而“三国故事和真正的历史挂起钩来，是从明代开始的，从此开创了历史演义的新纪元”（《锦衣为有金针度》306—307页）。《三国志通俗演义》大量覆核《三国志》《晋书》《资治通鉴》等，并较多引用原始史料，呈现出浓重的历史观念，倾向于恢复历史原貌，明代嘉靖后兴起一种“按鉴演义”（效仿《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的写法）类型，其实是这种思潮带动的。近年发现的《三国志演义》一种版本《考订按鉴通俗演义三国志传》现藏于日本九州大学中央图书馆，它的书名就有“按鉴”的字样。

    《三国志通俗演义》充分利用《资治通鉴》也就可想而知。《资治通鉴》卷八十一引《晋书》作：“浚乃作大筏数十，方百余步，缚草为人。”因为是片断引用，没有上下文的呼应，所以就省略了原文“亦”字，却使得“十”与“方”完全贴近了。如此，则容易留下“数十方”连读的印象。当连读“十方”时，后边的“百余步”就没有了着落，不好明白了，因此《三国演义》干脆就删去了这三个字，变成了：“遂造大筏数十方，上缚草为人。”

    《太平御览》卷三百二十一《兵部五十二》、《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八《兵考十》引该句，与《资治通鉴》所引一样，也是片断式引用，也没有“亦”字，此类文献均“十”与“方”贴近，这些或许是造成陈先生误记《晋书》“数十”后有“方”字，且改“数十万”为“数十方”的原因之一。

    《晋书·王濬传》下句“亦方百步”的“方”字，意思是周长，是不能与前边的“十”相连的。因此，《三国演义》末回作“造大筏数十方”，有版本依据，但其实是编写者误读《资治通鉴》而造成的。

    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前出版的整理本《三国演义》是繁体字版，根据的底本是毛宗岗大魁堂刊本，末回王濬造大筏“数十万（萬）”；1973年后出版的简体字版才始作“数十方”。今复检挂名“毛宗岗批点”的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致远堂启盛堂雍正十二年梓行《毛声山批评三国志》（金圣叹、毛宗岗批点，李笠翁评阅，四大奇书第一种，正文题《官板大字全像批评三国志》）亦作“数十万”。

    毛宗岗(1632—1709)改《三国演义》甚为知名，其实此处改为“数十万”，不始于毛宗岗。如叶昼托名李贽而作的《李卓吾批评三国志》，其卷一百二十回即已作“万”，叶昼主要活动于明万历年间（1573—1619），要早于毛宗岗。钟惺（1574—1624）《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卷二十、金圣叹(1608—1661)《绣像第一才子书三国志》卷六十均作“万”，陈翔华主编“三国志演义古版汇集”所收朱鼎臣辑本、熊清波刊本、夏振宇刊本、余象斗刊本、汤宾尹校本等均作“万/萬”，均早于毛宗岗。因此可以说毛宗岗刊本此处作“万”其实是沿袭了《李卓吾批评三国志》等书。其他清代刊本，又受到以上版本的影响，均作“万”。这是陈先生说“此错误流传数百年，至此方获改正”的背景。

    “造大筏数十方”，用“方”字的不足，已如上文所述，而西晋浩浩荡荡的水军，竟仅拿出“数十”只大筏，实则有些寒酸、憋屈，毫无必胜的势头，“方”与“万”字形近，莫不是前贤抄刻有误，当作“万”字呢？ 作为数量字的“萬”字，在古代抄本、刻本中，有时会俗写作“万”。所以一些诗文存在“万”“方”互为异文的情况。比如柳宗元《裴墐崇丰二陵集礼后序》“与文物以受万国”“万”一作“方”；皎然《陪卢使君登楼送方巨之还京》诗题中的“方”一作“万”。

    四

    《三国演义》的编写者，受到话本、讲史的影响，喜欢在一段故事之后来个“有诗为证”，其中引用唐代诗人胡曾的诗有八处，都来自他的《咏史诗》。这组诗共有150首，在其生前已单行，被四库馆臣批评为“兴寄颇浅，格调亦卑”，但岂不知他创作的目的，就在于为了儿童启蒙，因为它们浅显易懂，很受少儿的欢迎，成了畅销书。元代辛文房所撰《唐才子传》说“至今庸夫孺子亦知传诵”。它之所以有注释，也是基于为了启蒙，方便儿童理解。宋元明都有刊刻，元代已把它和《蒙学》、《千字文》合刊（范天成《胡曾〈咏史诗〉流播及版本考议》，《西安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一期；赵望秦《唐代咏史组诗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2年博士论文），也产生了不同的改编本（一卷本、二卷本、三卷本），在注释上也有更新，这是出版发展的规律。

    《三国演义》末回引到胡曾诗“王濬戈鋋发上流，武昌鸿业土崩秋。思量铁锁真儿戏，谁为吴王画此筹”。而《咏史诗》该首的注，正与《三国演义》“作大筏数十方/万”相关。

    影宋钞本《胡曾咏史诗》卷第二《武昌》晚唐陈盖注引《西晋书》云：“王濬乃作水筏十数万，广百余步，缚草为人。”（国图藏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影宋钞本）大概这个抄手或者他依据的底本，感到作“方”不妥，就改作了“万”，如此之后，下句“百余步”就不太顺畅了，便在前边补了“广”字。看来，王濬破吴事的文字改“数十方”作“数十万”，不是明代中期以后的创造，早在宋代就发生了。

    南宋胡元质在重新为胡曾《咏史诗》作注时，应该是感到陈盖注的不足，直接抄录《资治通鉴》的文字：“王濬乃作大筏十数，方百余步，缚草为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胡曾《咏史诗》卷下《武昌》）

    小说家以及编刊者从小就接触到了《咏史诗》这一流行通俗读物，他们对胡曾诗倒背如流、对注释印象深刻，也就可以想见。当然，当他们阅读到的是不同的版本（有的是胡元质注本，有的是陈盖注本），印象也就会有所区别。

    《三国演义》作者编写王濬破吴故事，据《资治通鉴》撰写，也对胡元质注本《咏史诗》比较熟悉，但因误读，有了“作大筏十数方”且删“百余步”的行文，一部分编刊者认同这种行文，所以有若干作“数十方”的版本。但是，《三国演义》的翻刻者中，受到主观认识（认为晋军势头极盛）的驱使，加上对“方”“万”常混淆有一定认知，并从小熟悉陈盖注本《咏史诗》、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改为“数十万”。《三国演义》这样一种版本，后来者居上，成了后世的主流，其原因正在于翻刻者首度改作“万”的理由，恰恰暗合了大众的心理认知和吁求。

    五

    如果我们以嘉靖壬午序刊本作“数十方”为准，就可以认定《李卓吾批评三国志》以下版本作“数十万”是错误。但是，其实前者是要以靠近历史史实为旨趣，而后者以发挥文学创造为快意，对于《三国演义》这样的小说，又怎能拿历史史实和生活逻辑来局限它呢？

    历史往往扯不住文学的想象翅膀。上文举到过《三国志平话》的例子。就是文学，也不是板上钉钉，一锤定音的。诗人作家许多时候是比较朴实的，真实地记录所见所闻，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传播过程中，会被后人增饰，便出现了异文。

    杜甫《无家别》描写安史之乱带给人民无穷的苦难，其中写道：“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一个乡里，有百余家是符合事实的，但是有的版本写作“万余家”，如果这样，在古代算得上大城市了，绝对不是杜甫的故里。之所以一作“万”，是杜甫之后的传播者，为了突显战乱带来的苦难深重，不惜改变诗歌的原貌。

    卢纶《奉和李舍人昆季咏玫瑰花寄赠徐侍郎》：“断日千层艳，孤霞一片光。”（一作常衮诗）描写玫瑰花的艳丽，上句写花瓣之繁，下句写总体感觉，令人赞叹。但是“一片”一作“万片”，是后人变本加厉，想要进一步夸张地渲染玫瑰花的光彩。

    古诗中类似的例子有许多，都反映了人们内心的一种躁动，一种吁求。他们不再追问史实如何，不再探究是否符合生活逻辑。增饰、改编成为一种常态。

    王濬造船顺流攻打东吴一节，也被明代陆采（1497—1537）改编进他撰写的《怀香记》中。《晋书·王濬传》“造大筏数十”，在《怀香记》第三十四出《定策征吴》中改编为“速用竹木编作大筏数千”（《六十种曲》），“数十”增饰为“数千”。陆采敢在戏曲中写造大筏“数千”，《三国演义》岂不可以写“数十万”？ 大筏数十万，在视觉效果上更是来劲，何乐而不为。苏轼《赤壁赋》怀想当年曹操的水军：“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大船排了一千里，不会是历史史实，但这岂不也是为了追求强烈的视觉效果？

    文学创作已经不再受制于历史事实，至于章学诚批评《三国演义》“七实三虚，惑乱观者”（《丙辰札记》），就是站在历史的角度说话，而不知小说是什么了。陈新先生其实也说过：

    真正须要搞清楚的，是历史和文学的界限。（《锦衣为有金针度》311页）

    从这个角度，《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以下版本改“数十方”为“数十万”，又有他的道理，可以商榷，却不能算他错误。因为他站在小说的领域里，需要受到适度的宽容。

    《三国演义》不同版本在数字上的异文，还有一些。比如董卓为收买吕布，赠送赤兔马之外，“与黄金一千两、明珠数十颗、玉带一条”（第三回），这是毛宗岗本。“数十颗”，嘉靖本、《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卷一、《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卷三均作“数颗”，叶逢春本却作“数千颗”。看《三国演义》第八回说王允“将家藏明珠数颗，令良匠嵌造金冠一顶，使人密送吕布。布大喜,亲到王允宅致谢”，数颗明珠嵌的金冠就足以让吕布如此，可见“数颗”已甚为珍贵，作“数十颗”还可以想象，而作“数千颗”着实是有些过分了。但放在小说里讲，就不能硬性地讲它错了。

    六

    王濬造大筏，从《晋书》本传中的“数十”，胡曾《咏史诗》注出现“数十方”、“数十万”的差异，再到《三国演义》嘉靖本、周曰校本作“数十方”，后有《李卓吾批评三国志》等本作“数十万”，经历了千年，造成了文字上的参差，这些异文暗含着各个版本的作者、刊刻者及其时代的信息，勾连着各个版本之间的递变关系。这些异文各有立场，各有追求，各有价值，不是此是彼非的的问题，不能简单地据甲改乙，而是首先充分考虑能不能不改。

    本文探讨的材料，涉及历史与文学的分野，文学中存在历史的倾向（二者共赢），但在不同版本中也存在非历史的虚构倾向（文学对历史的跳脱），在校勘整理时，要充分考量这两种情况，给予充分的宽容。在整理《三国演义》时，如果底本是嘉靖本，那就作“数十方”；如果底本是毛宗岗本，就作“数十万”。即使不是文学作品，一些史料性的文献，在不同版本中存在一些异文，也是不可以简单地据甲改乙，据甲补乙的（参拙作《〈录鬼簿〉修订过程、时间及版本新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古籍整理校勘情况非常复杂，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以简单地以条条框框来进行对待。本文侧重讲异文不要轻易改动，但是不意味着古籍整理，就只是照录底本，一字不改。许多地方也是需要修改的（如《三国演义·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所举到的一些例子），但是都是必须经过反复斟酌，有所依据而后有所改动的。真正优秀的古籍整理成果，在改处见功夫，在不改处其实也暗藏着功夫。知道必须改，也知道必不改，这是古籍整理探索道路上所追求的境界。那些盲从底本、盲从作者、盲从整理者而不加思考的人，固然可以把错误推卸给他人，但是失去了探索的乐趣，不知道偶尔打个趔趄或跌倒，正是冲向高峰的一个必经过程。

    附记：陈新先生是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学者型编辑。本文是阅读学习《锦衣为有金针度：陈新古籍整理与古典文学研究论集》后的一条心得，谨以此向陈先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