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笔下当场作诗诸态

    一

    现在，我们常常津津乐道地说起曹植的“七步诗”。细细想想，曹植当时其实面临生死大考，一旦诗作不出，性命不保。了解弟弟才华，自己也是文学名家的曹丕，命现场限时（七步）完成诗作，在他心里，显然深知其中难度。

    或许因为有曹植的“七步诗”，后来古人笔记中，也记载一些当场命笔成章的“捷才”，但人数的稀少和可见的夸饰成分，也从侧面印证了这样做的难度，完全不是用毛笔当众写现成话的潇洒。钱锺书先生博览群籍，他从古代文章笔记中，寻觅出一些当场写诗撰联的情态，这其中传递的信息，真个相当丰富。

    在《管锥编》中，钱锺书讨论到南朝梁时有名的史学家、文学家裴子野的《雕虫论》。谈及作者时，钱锺书引述了《梁书》本传中的介绍：“（裴）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靡丽之词，其制作多古法，与今文体异。”说裴子野作文不仅典雅而且速度快，对后面言其“不尚靡丽之词”等，钱锺书不以为然：“未识所谓。”他读了裴子野的作品，认为：“子野存文无多，而均俪事偶词，与沈约、任昉之‘今文体’了不异撰。”沈约、任昉均当时文学名家，他们作品，当然不脱时代特色：讲求音韵，注重对仗，字句齐整又多用典故……钱锺书认为裴子野的文章，并不像史书上评价的依凭“古法”带来的“典雅”，也不过是“俪事偶词”的“当时体”罢了。

    二

    接下来，钱锺书引述了裴子野此文的序言部分，来展开另一个有味题目：“宋明帝博好文章，……每国有祯祥，及行幸宴集，辄陈诗展义，且以命朝臣。”宋明帝刘彧，南朝宋第七位皇帝。这里说他喜好文章，每当国家有好事或吉祥征兆，或者自己出行和宴饮集会，动不动都要作诗展示含义，而且让朝臣们也参与进来，当场作诗文逢迎。这一来可不妙：“其戎士武夫，则托请不暇，困于课限，或买以应诏焉。”下面不甚通文墨的赳赳武夫们，限于时间，只好到处托请人帮忙写，甚至花钱买诗文来应付。

    对此，钱锺书进一步设想：“公䜩赋诗，往往悬知或臆揣题目，能者略具腹稿，不能者倩人拟授；惟即席当筵，拈韵击钵，始示难验捷，杜绝假借。”多人参与的聚谈中作诗，一般大致可知或者能猜测到题目。有些能耐之人，事先就大致构思一番，形成腹稿；不行者就只好请人帮助写一个带上；只有当场随意拈出一个韵脚，限定时间并加催迫（击钵），这样才能显示难度，检验真实敏捷与否。不过这样虽可以杜绝事先托请，或花钱买诗文充数的情况，却真把一批人难住了。

    钱锺书的设想，其实是为后面的例证出台铺垫：“孙枝蔚《溉堂文集》卷二《示儿燕》之三曰：‘席上赋诗，山头驰马，此是险事’，盖深知急就难成章、疾行易失足也。”孙枝蔚系清初诗人，曾授内阁中书。他对席面上当场赋诗，应该有亲历，所以用危险的“山头驰马”来形容。钱锺书当然同意孙的看法，也用“难成章”和“易失足”来说明“急就”“疾行”的难度。

    再举例：“《颜氏家训·勉学》讥梁朝贵游子弟云：‘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䜩，则假手赋诗’，是倩人代作不仅‘戎士武夫’。”“明经”是汉朝出现的选举官员的科目。颜之推说那些贵公子们在明经考试中，偷看他人卷子。（“顾”即回头看。有人解为“雇”，误。考试现场，何处雇人？）在重要节令会聚时，则先借他人之手赋诗。钱锺书笑这帮表面光鲜肚里无货的贵族弟子，说由此可见请人作诗者不仅是赳赳武夫们。

    三

    当场作诗，还会引发不良后果，这应该是主事者不曾想到的：“《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高贵乡公甘露元年五月‘幸辟雍，会命群臣赋诗，侍中和逌、尚书陈骞等作诗稽留，有司奏免官’，下诏宥之，引咎曰：‘乃尔纷纭，良用反仄！’，并敕以后罢此举。”“高贵乡公”即曹丕之孙曹耄，他是三国时期曹魏第四个皇帝。“辟雍”是周天子所设学府，后世传递下来，成为典礼，祭司场所。这是说有一天曹耄去了“辟雍”，因为是学府，便应景让群臣当场赋诗。可时间到了，侍中和逌、尚书陈骞等官员却未能完稿。有关部门随即打报告要求罢免他们官职。不能按时赋诗居然有摘乌纱帽的危险。最后是曹耄下诏宽宥了他们，还引咎说这样做弄得大家不安了，再后来还下文不要让官员们现场赋诗了。这一方面真体会到下属难处，同时突显了当场作诗的不易。钱锺书认为曹耄这样做，“庶几不以雅事为虐政者”。不希望高雅之举变成不良政事。

    这次倒是有惊无险，可后来有人就不那么幸运了。钱锺书再记一事：范镇《东斋纪事》卷一：“赏花钓鱼会赋诗，往往有宿构者。天圣中永兴军进‘山水石’，适会，命赋《山水石》，其间多荒恶者，盖出其不意耳。中坐优人入戏，各执笔若吟咏状；其一人忽仆于界石上，众扶掖起之，既起，曰：‘数日来作一首《赏花钓鱼诗》，准备应旨，却被这石头搽倒！’左右皆大笑。翌日降出诗，令中书铨定，有鄙恶者，落职与外任。”“天圣”是宋仁宗的年号。“赏花钓鱼会”是北宋一个时期宫廷中的一项娱乐活动。皇帝爱热闹，也常常参与。除去赏花钓鱼，赋诗自然不能少。为避免现场出丑，大臣们往往按常态事先构思好（宿构者）。不料仁宗年间，一地送来一座“山水石”，皇帝便指定以《山水石》为题赋诗。这下麻烦了，多数人没有准备，写出的作品，“多荒恶者”，差劲的很不少。

    其中参与的有演员，他们有趣，现场来了一次表演：每个人都拿着笔装成写诗的样子。其中一人忽然扑倒在界石上，其他演员搀扶他起身。此人起来后一语双关地说：几天来准备的赏花钓鱼诗没用上，却被这块石头（石头诗）绊倒了。引来一片笑声。

    这次作诗却引起了不良后果。第二天，这批诗作由中书评定，写得太差的人，受到降职，甚至逐出京城外任的处分。

    这是部分记述。另外，宋代名家梅尧臣对此次活动，也有一首相关诗作《薛九公期请赋〈山水〉字诗》：

    我去长安十载后，此石谁辇来京师。苑中构殿激流水，暮春修禊浮酒巵。是时词臣出不意，酒半使赋或气萎；日斜鸣跸不可驻，未就引去如鞭笞。

    此诗较长，钱锺书节引了这么几句。诗比较平白，不用多解释。其中“鸣跸”是说古帝王出行扈从喝道开路。这是说太阳下落，帝王要起身回宫。那些赋诗尚未完毕者走时就像被人鞭笞一样难堪。钱锺书评说：“则曳白者且当场被辱，‘纷纭’乃至于此！”此处“纷纭”是与前面曹耄下诏引咎之语联系。“曳白”即交白卷，这里应该还有未写毕的意思。一场赋诗雅事，弄出如此纷繁的结果。

    命题诗，有这样作不好或写不尽的，当然也该有出彩上佳者。钱锺书读书真多，他居然从一篇墓志铭中，找到了参与这次作诗活动的“优等”者：刘攽《彭城集》卷三七《赠兵部王公墓志铭》：“仁宗尝锡宴苑中，时得唐明皇刻石‘山水’字，使群臣赋之。皆不能下笔，奏篇才十数。上令宰臣铨次之，公第为优。”（“锡”即：赐）“王公”即王嘉言。这里记载说那次赋诗完成的只“十数”篇，经过评定，王嘉言作品为“优”。家人终于还将此事记入墓志铭，可见当时对此次结果是何等看重。

    四

    我国之事，一旦有了较多先例，便易长久延续。不过因主事者性情，具体场景又有不同。钱锺书谈及当场作诗，就似乎一定要说个通透。前面例证够多，他却不满足。说到清代，他还从自诩“十全老人”的高宗乾隆集子中检出又一新方式来。乾隆一生写诗达四万多首，接近现存全唐诗数量，还不算千多篇文章。从读过的人评论看，这些诗水准实在有限，一般人是不屑去读的。早年接近的人形容钱锺书阅读有“横扫图书馆”气势，从人们不屑读的乾隆诗中征引内容，可算得侧面一证吧。

    “清高宗《诗文十全集》卷二九《紫光阁锡·联句、得诗》：‘蒇功自是资提戟，联句何妨有捉刀’，自注：‘平定两金川，战胜成功，实赖武臣之力。至䜩间联句，不妨人代为之。且迩年新正联句皆预拟御制句成，其余则命内廷翰林拟就，临时填名，非即席自作。’”

    “蒇”：完成。平定大、小金川，是乾隆时期的艰苦之战。从诗句看，成功后乾隆很是高兴，在紫光阁设宴慰勉下属。想着完成任务的皆为“武臣”，宴席间作诗撰联有些困难，便用其它方式解决。他自己在近新年来临之际，预先写了不少现成作品，又让内廷翰林们拟出一批来。席间现场作诗联句，轮到谁时，随便拉来一联，填上名字即可。既不有违常规，同时大家高兴。这样免了当场写诗联句可能出现的难堪，“武臣”们吃喝起来，少心理负担，当更为畅快。对此，钱锺书评论：“曲体下情，大开方便，使臣工既免众前出丑，又无须场下走私。”对乾隆待下属的这一招，还是颇赞赏的。

    这几位于当场作诗有主导作用的君王，各自态度方式不同，钱锺书评价：“四君相形，魏高、清高诚高，而宋明未可为明，宋仁亦殊不仁矣。”所谓“魏高”，即高贵乡公曹耄；“清高”自然是乾隆。钱锺书认为他们两人或下诏“宥之”甚至引咎；或早早拟出诗作联句，使下属不至于失去体面——“诚高”——实在是高。宋明帝“辄陈诗展义，且以命朝臣。”弄得大家“托请不暇”，或“买以应诏”，着实不够高明。宋仁宗当场命题，让多人下不来台，更是不仁之举。借几位帝王称号说事，如此恰切，钱锺书小小“卖弄”了一点游戏文字的机智。

    大致完毕，钱锺书还不忘续一条相关的尾巴：梁章钜《归田琐记》卷六《朱文正师》：“上幸翰林院，欲令与宴者皆即席为诗。公奏：是日诸翰林皆蒙赐酒观戏，恐分心不能立就。上允之。出语诸翰林曰：‘若是日果即席赋诗，诸君能不钻狗洞乎！’”“朱文正师”即清代名臣朱珪（谥号“文正”）。他陪着皇帝（当为乾隆）来到翰林院。皇帝要让大臣们即席作诗，朱珪上奏，难得大家蒙你恩赐喝酒看戏，写诗就分心了，恐怕写不好作不毕。皇帝接受了。不过后来还是对大臣们说，那一天假若真叫你们作诗，你们恐怕都得钻狗洞吧。

    看来，当场赋诗的难度，历朝多位懂一些写作的人都知道。不过有权让大家或好好喝酒游玩看戏，或胆战心惊、或被“石头绊倒”甚至钻狗洞者，帝王也；下属情状心态，在其一时喜好之间也。

    为文作诗，通常必须富激情、有灵感，环境更须幽密、安静、独自……这样才有助于心灵充分展开，使创作者可以“神与物游”“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达到“吐纳珠玉之声”（刘勰语）境界。可帝王眼里，它也可以是大众面前的一种表演，于是出现了钱锺书从古籍中钩沉出的诸种可笑可悲现象。除去谈资，它本身也该是一种提示，一种文艺写作条件的别样探讨……钱先生谈论之时，是否有这样的考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