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斗石
2023年初夏,紫阳花盛开的季节,“黄檗花开四时春——黄檗艺术展”与“国际黄檗(东京)学术研讨会”在东京如期举办。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和隐元禅师圆寂350周年之际,举办黄檗艺术展和黄檗国际学术研讨会,其意义自然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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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中国文化中心是此次研讨会主办单位之一,中心主任罗玉泉先生在致辞中表示,适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之际,两国学界以“黄檗学术”为主题,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缅怀隐元禅师的丰功伟绩,是一份难得的因缘。
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中日佛教共同构建的东亚文化价值理念与精神纽带。围绕这一主题,研讨黄檗文化与中日交流,以及禅学与黄檗学术问题,介绍黄檗文化学者本人的学术研究动态,旨在缅怀隐元禅师的功德,重温其在中日两国交流史上树立的丰功伟绩。
笔者原来有联系的日本黄檗文化学者只有数人,通过定明法师又召集了十几位。6月8日下午,参加会议的有中日两国十余所大学、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的22名专家、学者。这超乎我的预料。竟然有这么多的学者研究、关注隐元禅师和黄檗文化,足示隐元禅师魅力无穷,黄檗文化历久弥新。
本次研讨会共宣读论文12篇。日本黄檗宗宗务总长荒木将旭、驹泽大学教授程正、郡山女子大学教授何燕生担任主持,日本黄檗宗管长近藤博道长老致辞,福建省黄檗山万福寺方丈定明法师就黄檗学学科建设和国际黄檗学术资源共享作主旨发言。
历史学家、关西大学文学部名誉教授松浦章讲到,江户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特别重视外国文化引入,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文化,在他执政期间有数位高僧东渡弘法。驹泽大学名誉教授石井修道提到“黄檗有胜师之道取,有过师之大智”的新文献,令与会者耳目一新。拓殖大学客座教授王敏分享周恩来《雨后岚山》诗碑落地黄檗宗末寺——京都岚山千光寺的学术调研与考察经过。原花园大学教授衣川贤次指出:南宋的兰溪道隆禅师东渡日本33年,历尽艰辛传禅,为发展日本禅宗奠定了基础。爱知学院大学教授刘作胜讲述黄檗书画真赝鉴别的“独门绝技”。郡山女子大学何燕生教授强调仙台不仅与鲁迅有因缘,也与隐元禅师结下“黄檗缘”。福建省黄檗禅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白撞雨介绍了近年黄檗学术田野调查的部分成果。
日本黄檗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田中智诚、武藏野美术大学教授廖赤阳、驹泽大学研究员塚田博、原立德管理学院教授野川博之、滋贺县黄檗宗永明寺住持住谷瓜顶等,分享了各自研究领域的最新发现。
笔者第一次在日本参加国际性黄檗学术研讨会,结识了不少日本黄檗文化学者,受益匪浅,感受颇深。以黄檗文化为主题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在国内已经举办过数次,笔者原来所在的大学(福建技术师范学院)也曾经举办过“海上丝绸之路与黄檗文化高级学术研讨会”,而在日本举行此类主题的国际会议尚属首次。
此次学术研讨会的另一个特点是以中方为主,以日方为辅。中方主办方有文化部东京中国文化中心、中国佛教书画艺术交流基地、福建省对外友好交流促进会、福建省佛教协会、福建黄檗山万福寺等五个单位,而日方只有京都黄檗山万福寺一家。
此次学术研讨会的主办虽然以中方为主,但与会学者多数是日本大学和研究机构里的教授,其中四人是华侨。在日本大学和研究机构里,有不少华人、华侨,他们活跃于日本和国际学术舞台,发挥着中日两国国际学术交流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另有四位日本文化僧人莅会。在日本黄檗山设有黄檗文华殿和黄檗文化研究所,东京禅林寺附设黄檗研究所,部分黄檗宗僧人深入研究黄檗文化,表明自己是隐元禅师的嫡系传人。中日两国黄檗文化学术界共同举办这样内容丰富的学术研讨会,开两国黄檗文化交流之先河。
2015年5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隐元禅师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在日本期间,隐元大师不仅传播了佛学经义,还带去了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对日本江户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习近平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2022年,为纪念隐元禅师圆寂350周年,日本德仁天皇加封隐元禅师“严统大师”谥号,这是日本皇室第七次向隐元禅师加封谥号。
为什么中日两国元首如此重视隐元禅师? 为什么中日两国人民依然怀念隐元禅师呢? 笔者在本次会议上发表了《隐元禅师在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历史地位》,引起与会者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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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佛教交流史持续1500多年,期间不仅有日僧到中国取经求法悟道,也有华僧东渡送经弘法。从唐朝中期以后,华僧东渡兴起过三次高峰,前后也有百人以上赴日弘法。
华僧东渡第一次高峰发生在盛唐时期,也就是日本奈良时代。753年,鉴真大师率领14位弟子东渡。这次华僧东渡一次性东渡人数比较多,一次性达十几人,再加上其他随员达二十几人,这是从来没有的规模。鉴真大师在日弘法十年之久,之后他的弟子又继续留日传律,两代华僧总在日时间大约达25年到30年。鉴真大师在日本不仅传律,而且开山建寺,创建日本律宗,是第一位在异国创建宗派的华僧,同时比较系统地传播了唐代中华文化。
华僧东渡第二次高峰发生在南宋末至元代,也就是日本镰仓和室町时代。这个时期,最早东渡的高僧是临济宗的兰溪道隆禅师,东渡时间为1246年。而最后东渡的曹洞宗东陵永玙禅师,于1351年抵日,1365年在日本圆寂。东渡第二次高峰持续120年。此次华僧东渡多数应幕府执政者的邀请东渡,时间持久,仅记载于史册的高僧就有14人,创建13个禅宗派系。这些东渡高僧属于中国禅宗,12人属于临济宗,两人属于曹洞宗。他们系统地传播了宋代中华文化。
华僧东渡第三次高峰发生在明清之际,也就是日本德川时代。这个时期,从隐元禅师东渡的1654年算起,到最后一位东渡禅师示寂,时间跨度达132年。如果说,宋元之际是第一个百年东渡史的话,那么,明清之际的就是第二个百年东渡史。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是:
第一,应德川幕府的邀请东渡。从日本局势看,为了巩固新生的德川幕府政权,邀请华僧重振萎靡不振的日本佛教,属于日本政府行为。尽管隐元禅师东渡一开始遭到软禁,但经过长达七年的考验期,日本最终认可隐元禅师心无万物的真空佛心,同意开山建寺。
第二,持续时间最久,人数最多,创建了新的佛教宗派。此次高峰期,与前两次相比,持续时间最长,如果把黄檗宗成立后归属的长崎三福寺纳入其中,则超过一个半世纪。纳入《黄檗宗鉴录》的高僧达33人,另外留有小传记载的禅德达40人,在史册上留有名字的十几人。隐元禅师所创建的黄檗派,由原先禅宗二十五派之一,明治维新后升格为黄檗宗,是日本三大禅宗之一,十二大佛教宗派之一。
第三,属于临济宗正传禅宗。与以往两次高峰相比,此次东渡清一色都是临济宗正传法孙,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临济宗正传第32世祖隐元禅师门下的嫡系法子法孙,先后持续东渡到第七代,在130多年间从无间断。这种组织性极强、法脉关系清晰、戒律严格、门庭峻烈的教团,到异国他乡布教传法,史无前例,后世难有。
第四,系统地传播中国明代的文化。隐元禅师是一代杰出的高僧,不仅是日本佛教界的领袖人物,而且是集佛学家、文学家、书法家、社会活动家为一身的文化大家。有31位黄檗东渡僧列入日本书法家行列,三位列入日本画家行列。以隐元禅师为代表的黄檗僧人,在日本系统、持久地传播中华文化。日本人把他称为“黄檗文化”,其内容博大精深,影响整个日本,并持续到现在,弥久芳香。
三个东渡高峰期都有共同的特点。他们在东渡之前在中国都是高僧,住持过著名寺院,都出自高师门下;东渡后受到日本皇室、幕府将军等上层社会的皈依和尊重,传播了佛教教义,教化了日本信众;鉴真大师和隐元禅师在日本开山建宗,宋元之际的东渡高僧创立了日本禅宗二十四派中的十三个派别;他们不仅是和尚,也是能书善写、多才多艺的文化人,品行高尚,富有人格魅力,较为系统地传播了中华文化。其中,鉴真大师与隐元禅师,在日本最具影响力,是最杰出的两位高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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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元禅师在日本享有很高的荣誉,日本黄檗宗把隐元禅师尊为全球性高僧。
隐元禅师是日本国师。成为御敕国师是隐元禅师的最高荣誉,也是对其历史功绩的最高评价。在日本1500年华僧东渡历史中,前后共有五位东渡华僧获此殊荣。第一位国师是南宋时期的无学祖元(1226-1286)禅师,共获封两次。第二位国师是元代的一山一宁(1247-1317)禅师。第三位国师是清代的隐元(1592-1673)禅师,共获一位法皇的“国师”徽号、三位上皇的“国师”谥号、三位时任天皇的“大师”封号,共计七次,几乎每隔五十年一封。第四位国师是清代的高泉(1633-1695)禅师,共获封两次。第五 位 国 师 是 清 代 的 木 庵(1611-1684)禅师,1881年时任明治天皇敕谥号为“慧明国师”。
在日本,天皇或者上皇(法皇)对在世的人御敕的封号叫徽号,对已故的人御敕的封号叫谥号。时任天皇和已经隐退的上皇(太上皇、法皇)所赐的封号具有同等的地位。隐元禅师共获七次上皇或天皇的封号,其中徽号一次和谥号六次,这在中日佛教交流史上是唯一的特例。
隐元禅师对日本禅宗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日本黄檗宗。隐元禅师是日本黄檗山万福寺开山始祖和日本黄檗宗创始人。在日本佛教史上,开山立宗的华僧只有两位。第一位是唐代高僧鉴真大师。他开建唐招提寺,开创奈良时期佛教六宗的最后一宗——律宗。由于历史原因,律宗早已衰落。第二位是隐元禅师。在江户时期,黄檗派是禅宗第二十五派。到了明治维新时期,在废佛毁释的背景下,黄檗派不仅没有被废,反而升格为黄檗宗,成为禅林三宗之一。
隐元禅师也是黄檗文化的主导者。隐元禅师及其门徒系统地、持久地传播中华文化,影响江户时代日本人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日本黄檗文化学者说,所谓黄檗文化就是隐元禅师传到日本的中国文化的总称,包括书道、绘画、诗文、雕刻、篆刻、料理、服装、印刷、书籍、建筑、医术、煎茶等领域,这些统称为“黄檗文化”。对于庶民百姓而言,黄檗文化给他们带来了稀罕物件,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黄檗文化对于日本祭祀活动和落语漫谈艺术产生很大影响,成为推动元禄文化之花盛开的原动力。福建省黄檗禅文化研究员白撞雨把黄檗禅以外的黄檗文化概括为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两大领域,细分为忠孝礼德、书画艺术、诗词文赋、茶艺花道、出版印刷、饮食文化、雕塑篆刻、医疗医药、建筑营造、造桥造田、农业种植等11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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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元禅师不仅是黄檗宗的创始人,也是传播黄檗文化的主导者,被日本皇室誉为国师。隐元禅师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与他自身的素养和品德以及人格魅力有关系。
第一,具有领袖的人格魅力,可概括为“四力”:天生的慈祥面孔,具有无穷的亲和力;品德高尚,具有巨大的感染力;语录广为传播,具有无形的号召力;门风峻烈,清规严明,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第二,爱国爱教的楷模。隐元禅师热爱祖国,忧国忧民,热爱家乡;孝敬父母,严束亲属;爱徒如子,普度众生;尊重日本风俗,平等对待民众。
第三,著名的书法家。隐元、木庵和即非禅师被日本誉为“黄檗三笔”。大师的墨迹一字值千金,日本大名贵族争相求购收藏。
第四,著名的佛教诗人。隐元禅师在54年僧腊生涯中,共创作5000余首诗偈,不仅记载于日本史册,而且至今流传于世。
第五,著名的佛学家。隐元禅师以千日为期,开阅《大藏经》,其语录多达11卷。在行与言关系问题上,他持有朴素的唯物论观点。他的格言是:说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隐元禅师十分注重实践,是辛勤的践行者,在实践中不断醒悟得道。
第六,杰出的社会活动家。隐元禅师在国内,出自密云、费隐禅师等高僧名师麾下,广泛结识刘沂春等南明社会高官名流。他在日本教化的人,上至日本皇室、将军、大名、贵族,下至平民百姓。
第七,辛勤的旅行家。他遍访中国东南沿海各地名刹,拜会高僧。隐元禅师在日本足迹遍布大半个扶桑。
第八,禅林中的勇士。隐元禅师虽手无寸铁,但机锋峻烈,连暴徒都不敢接近。他在幕府面前不屈不挠,在大名显贵面前不卑不亢,坚决守护正法。
隐元禅师信念坚定,意志刚强,爱憎分明,不怕艰辛,不懈修行,成为一代杰出的高僧。隐元禅师是日本人民眼里的国宝,也是八闽人民的骄子。隐元禅师的教义教化了无数日本人,隐元精神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