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形象诗学框架内建构当代文艺的国家形象谱系

    ■张玉勤

    加强国家形象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文艺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有利于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高等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形象：审美规律与艺术构建》，是徐放鸣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开花结果之作，也是其多年躬耕文艺理论和国家形象问题的深思熟虑之作。该著以“国家形象构建”为问题域，以“中国当代文艺实践”为切入点，以“形象诗学”和“综合研究”为方法论，立足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对中国当代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构建问题予以总体研究。

    该著深刻阐释了文艺塑造国家形象的比较优势。文艺在塑造和建构国家形象方面，具有“润物细无声”的天然优势。对于国家形象塑造，中国文艺完全可以凭借其入耳入目的直观性、可亲可感的形象性、动静结合的表现性、意味深长的蕴藉性等艺术表现优势和穿透力大、共鸣性强、持续性久、影响力深等艺术接受优势，立体式、全方位、深层次地塑造中国、展示中国、诠释中国。正如该著引言所谓：“文学恰恰是承载现代国人对国家形象的自我想象的重要方式。”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崛起、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飙升、对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文艺塑造国家形象不仅必要，而且还要积极地走出传统的“他者建构”，做到主动发声、自觉建构。

    该著全面概括了文艺塑造国家形象的谱系标识。一是兼具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国家形象序列。著作中涉及的国家形象充分彰显了民族风情、中华文化传统和中国风格，注重挖掘民族心灵史、民族精神史、民族奋斗史、民族发展史；同时极具时代特征，既关注历史中的国家形象，又关注当代的国家形象，地域跨度、时间跨度都非常大，体现了宏阔的视野。二是兼具自塑与他塑的国家形象序列。新著关注的文学创作、影视作品、域外文本，有的属于我们的“自塑”之作，有的则是“他塑”之作。但无论是“自塑”还是“他塑”，都构成了当代文艺塑造中国形象和而不同的艺术景观。“自塑”要经得起“他者”的检验，要看“他者”的接受反应和传播效果；“他塑”则为“自塑”提供了另一种观看自我的视角。三是多元立体的国家形象序列。即：一类是“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一类是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一类是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形象”。

    该著辩证剖析了文艺塑造国家形象的内在张力。一是主动建构与被动建构的关系。曾几何时，文艺中的中国形象塑造充满了波折，由西方主导的“想象中的中国”抑或“妖魔化的中国”甚嚣尘上，充满了误解、误读、误传、误会。当前，我们已经超越了过去受制于人与“被动建构”国家形象的阶段，进入了“主动建构”的新阶段。这是新时代文艺塑造国家形象的生动语境。二是“自我建构”与“他者建构”的关系。国家形象构建始终居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张力中，需要进行积极的自我建构。正如吴秀明等学者所言：“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形象’的塑造与传播的突破需要的是国内外多元共生的完整的生态链，在这当中，‘中国形象’的本土书写显然发挥着主体或主导的作用。”我们的自我建构，不能为了一味地迎合“他者”，从而“在塑造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将‘中国形象’他者化、异质化了”。在建构自身的国家形象时，“他者”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塑造和建构着“自我”。此时我们就要认真加以审视，这种他者化的建构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有效的，我们又该如何回击和应对这种他者化的建构。三是“历史性”“现实性”与“理想性”的关系。“历史性”是国家形象的传承性建构，“现实性”是国家形象的反映性建构，“理想性”是国家形象的想象性建构。文艺塑造国家形象，既不能背离民族传统和文化血脉，又必须根植于人们的生存现状、生活现实、生命底色、精神境界等，同时还要充分彰显历史进程、发展趋势和未来想象。早在2008年“文艺作品中的国家形象”研讨会上，学者们就形成了普遍共识：文艺作品对国家形象的重塑，“既包含了既定的现实，更蕴含了一种向往、追求的价值目的，即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希望追求什么样的精神”。（《“文艺作品中的国家形象”研讨会在京举行》，《文艺理论批评》2008年第2期）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以文艺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该著将理论探索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导出实践方略，为充分发挥文艺提升国家形象、扩大中国的世界性影响的作用，提供了基本理路和实践指导。

    （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副校长、江苏省美学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