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从什么时候接触范用? 您对他是什么印象?
汪家明:我是1997年通过徐城北介绍认识范用先生的。当时我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工作,在出版《老照片》之后,打算再创办《老漫画》。范先生十分热情,他是《老照片》的超级粉丝,还是“漫画的大情人”,对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漫画如数家珍,而且收藏颇丰。也许是爱好一致,初次见面颇觉投机,很快就成为忘年交。每次来京,范用先生家是必去之处,还经常约他去小饭店吃饭聊天。他是一个爱书人中的爱书人,家中几个房间里全是书,而且全是珍贵的现当代版本和作者签名本。他的话不多,行动很快,喜欢一些有情调的东西,比如收藏酒瓶,来了客人,倒一杯洋酒,什么菜也没有,一边抿酒一边说话;比如穿民国时的大褂、戴围巾照相;比如听唱片、唱歌。总之,又怀旧,又时髦。
起意写作《范用:为书籍的一生》是什么机缘? 为了写这部传记,您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汪家明:范先生对我的出版生涯影响很大。与他熟识之后,我又了解到他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对中国近四十年来中国出版的巨大影响。他是三联书店九十年历史中最重要的两位领导人之一,另一位是邹韬奋。前些年有出版社约我写范用传,我很愿意写,但斟酌再三,觉得材料不够,能力不足。而且,若写范用传,希望能在他所挚爱的三联书店出版。范先生去世以后,我一直在收集有关资料,比如编辑回忆范用文章的集子《书痴范用》,比如编辑范用生前编好的《存牍辑览》,整理编辑范用收藏的1800多封朋友和作者给他的信件,后来在三联书店和上海出版博物馆的帮助下出版了四卷本的《范用存牍》。当我觉得有了一定的积累以后,我打算通过一本本书的出版来表现出版家范用的一生,于是又在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的帮助下,查阅了与范用有关的书稿档案。动笔以后用了两年多时间。很高兴三联书店出版了这本书。
在8月18日举行的《今天,我们如何纪念范用——出版五人谈》座谈会上,您提到范用先生是“书痴”,有众所周知的“三多”:书多、酒多、朋友多,此外他还有四爱:爱书的设计,爱书的插图,爱漫画,爱音乐。在写作的过程中,您是不是对范用有很多新的认识?
汪家明:是有新的认识。过去业界比较强调范用先生的“三多”“四爱”,似乎他只是一位有情趣的出版家,其实他是一个有出版高度的人。他认为对读者、对社会有意义的书,无论碰到什么困难,他都会想办法冲破阻力出版。他勇于承担责任。《读书》创刊时正值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初期,政治上责任很重,他作为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和三联书店总经理,明确提出责任由他来负,很智慧地处理敏感稿件。他根据上级的指示,参加救国会,亲眼见到民主党派人士的爱国情操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了解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无私奉献,所以他极力支持出版这些人的著作;他积极联络海外作者,尤其是港台作者,通过出书使他们融入大陆;改革开放初始,一些曾受到冲击的老文化人,心有余悸,作品出版困难,范用先生倾尽全力帮助他们出书……这些事情,现在看来都是有高度、有远见、有魄力的举措。过去,大家对范用先生的这些方面关注不够。
《范用:为书籍的一生》以“书”为线索,呈现了范用先生一生的出版风貌。据您了解,范用先生对于书的选择有什么特殊的爱好? 有没有一读再读的书?
汪家明:范先生喜欢小开本的朴素的书,喜欢大作家、大学者的深入浅出的书。比如他喜欢陈原的《社会语言学》,喜欢周有光的《语文闲谈》,喜欢杨绛的《干校六记》。年轻时候,他喜欢鲁迅的书,喜欢陈白尘的剧本,喜欢外国文学名著,对《约翰·克里斯朵夫》情有独钟。他爱好很广,喜欢有创意的新作,什么书都读,什么文章都读,比如他编辑了《文人饮食谭》《爱看书的广告》《随想录》、杂文系列等,也策划了《傅雷家书》、丁聪漫画集等。所以我理解他读书很多,但不太有时间把一本书读了又读。
他读书有什么方法?
汪家明:这个不太了解。他读书是很快的,记忆力很好。他快速翻书的样子,很多朋友都留下深刻印象。
您曾编辑《范用存牍》等书,《范用:为书籍的一生》也描写范用与李公朴、田家英、戈宝权、赵家璧等人的交往故事,您认为范用的为人有什么特点? 为什么他在出版界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范用先生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纪念范用?
汪家明:陈乐民说范用是“赤子”,这样的赤子十分少见。朋友们都喜欢他,因为他是一眼就可以看透的人。他从不计较名,也不计较利,即便是他喜欢编《漫画范用》,喜欢自己编辑别人写他的《书痴范用》,了解他的人也都知道,他没有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意思,他只是觉得有趣,没人反感。这很奇怪。他是一个有情趣、有情义、讲原则的人。
范用的影响,在于他继承邹韬奋等前辈出版人的光荣传统,经历了抗战、解放战争以及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从思想僵化到解放思想的天翻地覆的大时代,开辟了三联书店的新传统。这个新传统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充实了广大读者的精神家园,得到当今出版界的公认。而这一切,都是通过他策划和编辑、设计的一本本好书来实现的。
范用对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出版到人品,从有趣到严肃,他对书的热爱,对文化的热爱,尤其他的“竭诚为作者服务”,把作者变成朋友,把朋友变成作者,令我为之向往。在当今商业文化冲击严肃文化,娱乐阅读冲击高雅阅读的情况下,我们纪念范用,就是要坚持自己认为的好书标准,坚持自己的出版理想,同时像他那样,把书出得漂亮,把好书做好,通过认真做每一本书,寻找书的读者。范用先生一直相信,好书会有人读的。关键在于坚持。
您从1984年进入出版业,早年曾提出“图文并茂,高品位的通俗读物”的出版方针,策划出版的“老照片”系列读物引起很大反响。四十年来,您对于出版的理解和认识是否也在逐渐变化? 您的出版理念是什么?
汪家明:四十年来,中国出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认真捋一下,我当年提出的“一本书主义”“高品位的通俗读物”的主旨没变,对书的热爱没变。所谓的“一本书主义”,并不是只做一本书,而是做每一本书都当做只做这一本书那样认真对待。我不小看高深的学术读物,时而也“啃”几本,但我做出版,还是希望多出范用先生喜欢的大作者的小作品,如果是大学者,我特别喜欢他们的授课讲稿,几乎不用典,不引用,不加注释,把高深的学问用自己消化过的浅白的语言讲出来,比如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许倬云《我者与他者》。我是做图文书起家的,如《老照片》《老漫画》《名人照相簿丛书》。最近几年,我特别关注好看的图文书。我认为真正的图文书,不仅是有图有文,而要求图文高度融合,在版面上也很融合。
再谈谈您本人的阅读吧,您有枕边书吗?
汪家明:有枕边书。所谓枕边书,就是感情最深的书,反复阅读的书,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我的枕边书有列夫·卡西里的《初升的太阳》、萧红的《呼兰河传》、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普里什文的《林中水滴》,还有《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张洁小说剧本选》《普希金抒情诗选》……还有几本大部头的:《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约翰·克里斯朵夫》《大卫·考坡菲》。我一读这些书,就会浮想联翩,就想写作。这些书都跟我几十年了。尤其苏联小说《初升的太阳》,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才十三四岁,读了十几遍。这本书影响了我一辈子的生活道路。
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汪家明:每晚睡觉前读书。出差必须带书,在车上读书最专注。十三册《德川家康》,每晚读一两节,足足读了一年半。读罢,若有所失。
从事几十年的出版,是否有大量的藏书? 书架上最终留下来的是什么书? 会怎么处理自己的书?
汪家明:我本来就是爱书人,做出版前就买了很多书,后来在三家出版社工作过,得到很多好书样本,同时还在不断买书。这些年在孔夫子网上买旧书很多。我的藏书很多,但我不是收藏家,全靠爱好存书,比如我把小时候读的书的原版本尽量买回来存着。我主要喜欢文学书,但也喜欢杂书,如讲风俗的书、讲京剧的书、讲历史的小册子、讲对联的书等。我自以为是懂书人,所以家里书虽然很多,但都是有用的书,是好书,舍不得给别人或卖掉。有时候忽然找不到一本珍贵的书,会急出汗来。将来这些书会是什么命运? 随缘吧。
所有您见过的作家中,对谁的印象最为深刻?
汪家明:汪曾祺。他是一个善良又有独立见解的好老头。他的情感表面看是平淡的,但实际上很有深度,也很清高。他能感受到一般人感受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一经他表现出来,一般人就发现原来身边、自己就有这样的东西。他吸收的营养很杂,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也有西方文化的;有很浓厚的民间倾向,但也有很强烈的文人味。我1981年的毕业论文就写的他,那时他的名气还不大,我并不认识他,是通过《北京文学》编辑部联系到的。他很支持我把他的作品放在现当代文学的坐标上衡量,鼓励我说真话,不要一味吹捧,而且开玩笑说,如果吹捧,会让人以为一家人瞎吹(我们都姓汪)。和他谈话时,他的眼神专注地看着我的眼睛,有时垂着,像在思考遥远的东西。我曾以绘画为业,他也是一位高明画家,有共同语言。他当我的面画过画。但我没好意思跟他要画。女作家张洁曾说把她存的汪曾祺的画转赠我,后来阴差阳错,未果。遗憾。
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汪家明:汪曾祺,或者张洁。我真的很想念他们。
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汪家明:陶渊明集、古文观止、《约翰·克里斯多夫》,都是可以消磨时间、长时间满足自己的书。古代文学我喜欢庄(子)、陶(潜)、李(白)、苏(轼)。他们都有点出世色彩,但其实都有雄心壮志。《约翰·克里斯朵夫》据说在法国已经没人要读,而且认为作者是二流作家。可是在中国却影响了几代人。这种现象属于接受美学的一种,很值得研究。
假如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想邀请谁?
汪家明:鲁迅、郁达夫、萧红、孙犁、汪曾祺、肖平、史铁生、张炜……很多很多。可惜不可能啊!
您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出版家?
汪家明:做比生命还长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