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大学》编辑手记

    历经五载，书稿终于要付印了，此时此刻可谓思绪万千。

    记忆将我带回了二十年前。大约是2003年春节期间，回乡探亲（那时的我还在北京从事媒体工作），路过长沙，在报社前辈的引领下，我们于念楼钟寓拜访钟老，那是我与钟先生第一次见面。印象深刻的是，进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硕大的绿色台球桌，除此之外，四壁全是书。古稀之年的先生思维敏捷，睿智健谈。先生坦言，自己不喜运动，也不爱旅行，读写之余，与夫人一起打台球，也算是劳逸结合。那次拜访的具体内容已记不太清了，但其中有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编辑不但要会编稿，还要学会自己写文章”，先生如是勉励晚辈的我。

    回京之后，陆续向先生约过几次书评稿件。那时先生不用电脑（现在也不用），所有稿件都是手写，由夫人朱纯用“一指禅”敲出电子稿，然后再由夫人用邮件发给约稿人。先生与夫人就是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地相互扶持，琴瑟和鸣。

    2007年的一天，突然接到先生的亲笔信件，得知朱纯老师因病仙逝。自此之后，先生再也没有打过台球。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每天埋首于文字之间，多年的辛劳，终成硕果，《周作人散文全集》《走向世界丛书续编》《钟叔河文集》等图书的出版都是明证。

    承蒙先生厚爱，每有新著出版，笔者都会收到先生于千里之外寄来的亲笔题签赠书，说来惭愧，多年来，受惠颇多，无以为报，所赠样书，也没好好拜读，实在枉费先生美意。

    十年后的2017年，笔者告别居住二十载的繁华京城，回到家乡长沙，入职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是年暑假，举家南迁，孩子入学，新岗入职，好一顿忙乱，待到稍作安顿，才给先生去电话，告知回乡消息，电话那端传来鼓励和嘉勉之词。但为适应新环境，整天忙于各种琐碎，苦于俗务缠身，分身乏术，回乡一年之久，都没能登门拜访先生。

    2018年9月的一天，北京友人杨小洲偕同付帅来长沙与先生商讨特装定制图书事宜，由此与两位同仁一起去拜访了先生。正是这次拜访，促成了本书的出版。拜访行将结束时，出于提携后辈之好意，先生主动提出自己与夫人联合编著的《过去的大学》版权到期，问我是否愿意接手出版，令我惊喜莫名。

    先生明言，之所以把书稿交给我，其一，该书初版于1982的湖南教育出版社（正是本人目前供职单位），四十年后，回归本家，合情合理；其二，这是先生与夫人联合署名编著的唯一一部作品，作为湖南人，这部作品理应交给家乡的出版机构出版，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算是落叶归根。

    关于这部书稿，先生没有过多的经济考量，更多的是对书中文字的喜爱以及对亡妻的怀念。为此，他在扉页上题写了“纪念朱纯逝世十六周年”的字样，以表达对夫人的怀念。

    交付纸质书稿之后，先生嘱咐王平老师发来电子书稿，又联系西安的出版同仁戴君先生协同解决书中部分插图的版权问题，并抽空撰写了第四版序言。知名书籍装帧设计家肖睿子主动请缨，担纲封面和版式设计，重新设计了现代感十足的封面，内文排版也更加疏朗，典雅大方。一切都在有序推进。很快，书号也下来了，但CIP数据始终没有消息，我们陷入漫长的等待中，这一等就是五年。直到2023年春节前夕，CIP数据终于落定。

    这是一部名人谈教育的图书，其中的作者包括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梅贻琦、罗家伦、钱穆、冯友兰、林语堂等，他们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和实际观察，真切生动地再现了其时名牌学府的办学道路和特有风貌。本书的出版，为了解和研究中国高教史提供了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对我们思考和推进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也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过去的大学，是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当校长的北京大学，是梅贻琦当校长的清华大学，是罗家伦当校长的中央大学，是陈裕光当校长的金陵大学……过去的大学，不是现代人在做总结，作评论，而是当时的校长、当时的教师、当时的学生亲身经历的回忆，是蔡元培讲他办大学，潘光旦讲他考大学，林语堂讲他读大学，钱穆讲他从教小学到教大学的经历……

    四十年来，该书出过三个版本：1982年在湖南初版，2005年在湖北再版，2011年在北京三版。本书以第三版为底本，沿用原有体例，选文篇幅略有微调。第三版原书选文40篇，新版在最后一个部分增加了一篇罗家伦先生的《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总计41篇，仍分为三个部分，其中“过去的校长”15篇，“过去的教授”12篇，“过去的学生”14篇。此外，新版增加多幅高清版珍贵照片，特选用着色稳定的专色印制，较之旧版，新版照片不仅数量大增，质量也大为提升，更加清晰亮丽。

    回望本书的出版过程，途中曲折，其间冷暖，难以言表。是钟老的信任和支持以及他对逝去夫人的深切怀念之情激励我排除万难、全力以赴，没有钟老五年来的鼓励和鞭策，就没有本书的面世。即便在疫情期间，自己身体抱恙的情况下，他仍为推动本书出版不遗余力，多方斡旋，并坚持亲核纸样。先生的精神令我等晚辈景仰。

    一路走来，笔者还为诸多关心本书出版的学界前辈、业界同仁，尤其是作者后人所感动。他们不仅欣然应允所选文章的授权，而且无偿提供珍贵照片为图书添彩，有的还对文字进行了核校。鲐背之年的陈佩结女士花数周时间用放大镜逐字逐句对父亲陈裕光的万字长文《回忆金陵大学》进行核校，并手写20余条修改意见供编辑参考；远在大洋彼岸的冯岱先生通过邮件多方联络其他家属以确认祖父冯友兰文章《“五四”后的清华》授权事宜，并向亲友寻求冯先生年轻时的高清版肖像发来供编辑选用；钱婉约教授不仅爽快应允祖父钱穆文章《北京大学杂忆》的授权，而且提供了钱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的珍贵肖像；赵蘅女士与姐姐和弟弟商定并确认父亲文章授权后，发来了父亲赵瑞蕻和母亲杨苡在西南联大时期的珍贵合影；天津的张元龙先生通过张伯苓研究会转发了多张父亲张锡祚及其家人的家族合影……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笔者始终心存感激。

    《过去的大学》，钟叔河、朱纯编著，湖南教育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