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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先生曾经说过：“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近代学术发展极大依赖于新材料的发掘和利用。民间契约文书就是近代以来愈益受到重视的一类新材料。
2022年底，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特聘教授郑振满先生主编的《八闽文库·福建民间契约文书》。首批推出50册，分十一卷收录永泰等地民间契约文书两万三千余件，涵盖契约、账簿、阄书、诉状、收据、税单、人情簿、科仪书等。作为记录中国东南地区民间日常生产生活状况、反映明清以来福建社会经济变迁的原始材料，该批契约文书不仅为探讨聚落形态、族群关系、山区开发、土地经营、文化传承等提供了厚实可靠的史料，也有助于研究者进入历史情境，还原历史细节，拓展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近期，福建人民出版社举办“从民间文书解读传统中国：《八闽文库·福建民间契约文书》三人谈”活动，邀请郑振满教授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世瑜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常建华教授，围绕《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文献和学术价值，以及如何通过民间文书推进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展开对谈。
古人的身家性命所在，历史研究的资料宝库
■郑振满
我先介绍一下这套书的缘起。有一次，我们在乡下做田野调查，我接到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林彬的电话，问我在干嘛。我说：我们在搜集民间文献，你有没有兴趣来看？ 她和我们一起跑了三天，回去召集编辑团队研究，并和我们多次讨论后决定，在《八闽文库》中给予100册的篇幅出版这些文书，成为《八闽文库》“专题汇编”中篇幅最大的一个专题，我觉得非常荣幸。
我们这套书，基本上都是从老百姓家里收的资料。现在先出的第一批50册11卷，每一卷基本上都是一个村庄的，或者是一个家族的资料。对古人来说，这些契约文书就像我们今天的房产证、银行存折一样，就是他们的身家性命所在。
总的来说，这套书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原生态”。这套书收集的契约文书，绝大多数是我们直接从当事人的手里收集的。实际上，现在很多民间契约文书已经不在老百姓家里，而是流入了文物市场。这几年整理、出版的契约文书，一般都是从文物市场收购的，它原来的文献系统已经被打乱了，实际上是很难使用的。当然，还有一些契约文书已经进入了公藏机构，各地的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可能都会收藏一些。但是，目前公藏机构收藏的契约文书，基本上都是随机的，不成系统的。我们现在优先整理的契约文书，主要是从老百姓家里收集的，是“原生态”的，非常珍贵。
二是“接地气”。在老百姓家里保存的契约文书，都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直接反映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民间契约文书中，比较大宗的是契约，就是产权交易的文字凭证，各种产业的买卖、典当、找贴、回赎、过户等等，都要留下文字凭证。我的一个老朋友，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他说在西方学术界有一个共识，就是90%的产权来自于占有。可是他看了我们的契约文书，马上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在中国历史上，90%的产权来自于文字。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老百姓，必须用文字去控制和保护产权。
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经常要用到的文书，比如账本、合同、书信之类。最特殊的是，我们在很多人家里发现了一种“人情簿”，用来记载家里的各种人情往来。比如老人家生病、红白喜事、盖房子、开商店等等，都有很多人情往来。他们家里要仔细记录这些人情往来，每次礼仪活动有哪些人来了，收了人家什么礼，回了人家什么礼，一笔一笔都要记下来。有的人家是连续几代都有记录，延续了几百年。如果没有留下这个记录，以后亲戚朋友家里有什么事情，就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往来，就会得罪人。因此，这种资料是为日常生活服务的，是特别“接地气”的。通过这种“人情簿”，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以前乡村社会的礼仪秩序，做人做事的规矩。
三是“系统性”。我们这套书收录的契约文书，原来都是一家一户的，所以都是有系统的。每一间房子、每一块田地、每一个山头、每一笔债务，都要保存相关的契约文书，交代产权的来龙去脉。现在有些契约文书的系统已经被扰乱了，我们需要花很大的功夫去重建原来的文书系统。重建文书系统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找到各种文书的来龙去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上手契”。老百姓家里的每一种产业，都必须是有来历的。究竟是什么时候、从谁的手里转到你家的，都必须有文字凭证，这就是“上手契”。有的时候，一个产业会转让很多次，经历几百年，从明清到民国，业主一直在变换，但“上手契”会留下来。在传统社会中，必须通过契约文书的流传过程，证明产权的来龙去脉，这就是用文字去保护产权的基本逻辑。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每一代兄弟的分家析产。每个兄弟分到的财产，通常都有相应的契约文书，各自分别保管。不过，有些家庭不是完全分家析产，还会留下各种公共财产，这就必须有保管公共契约文书的制度。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每一代的分家文书，考察契约文书的流传过程，重建契约文书的原有系统。有些时候，我们还要找到当地的族谱，甚至还要去做访谈，才能搞清楚契约文书的来龙去脉。总之，通过寻找“上手契”、解读分家文书和族谱、访问当事人，我们可以找到契约文书的内在联系，重建原有的文献系统。
我们希望，这些“原生态”“接地气”“系统性”的民间契约文书，可以帮助我们突破中国传统史学的视野，重新解读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史学主要依据传世典籍，主要是《资治通鉴》和“二十五史”等史书，但史书主要是关注王朝、国家的历史，很难看到老百姓的身影。我们现在关注“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需要了解历朝历代的老百姓是如何生活的，老祖先是如何一代一代发展过来的。如果只看传世典籍，我们很难了解宋代人如何生活，明代人如何生活，清代人如何生活，等等。而通过研究民间历史文献，我们就很容易进入民间日常生活。
当然，关于民间历史文献的意义，我们现在的认识还很不到位，可能还需要很多代的学者、很多学科的朋友一起来探讨。
民间文献的登堂入室
■赵世瑜
民国年间，傅衣凌先生在躲日本飞机轰炸、跑到福建永安黄历村的时候，发现一大批契约文书，他据以开展研究，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如果将其作为收集整理研究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开端的话，到今天已经有八十年了。
这套书里，保存大量契约文书的永泰，我也去过，的确非常震撼。如果没有去实地进行调查研究，这些文献就永远藏在老百姓的家里，“藏在深闺人不识”，甚至是流散到文物市场当中，或者完全消失了，会是很大的损失。
刚才郑老师提到，把民间契约文书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史子集摆在一起，能够与以往被视为最重要的文化典籍平起平坐，意义重大。福建沿海的有些地区也被称作“海滨邹鲁”。“海滨邹鲁”这个词含有一个意思，就是儒家文化与地方民间文化的结合，就是国家礼仪的在地化。一个省的地方文库，把民间契约文书纳入，既是民间文献的登堂入室，也是象征精英文化的“邹鲁”这个词与象征民间文化的“海滨”这个词真正结合到一起的体现。
民间文书的整理不像把国家图书馆里的珍本古籍点校出版那么简单。虽然那个也需要很大学问，但毕竟不需要跑到乡村去，一个村一个村地跑，一家一户地敲门，有可能人家很热情，也可能碰到人家冷面孔。在这个过程中，这些老师和同学们等于在经历一个只能在这些民间文献当中才能够体会出来的人情社会。人情社会是什么？ 它不是你来了我就笑脸相迎，是需要通过人情来维系的。你一个陌生人贸然闯进去，让人家给你看家里的宝贝，人家凭什么就拿给你？ 所以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体验的，不仅仅是这个民间文献的史料价值或文献价值，而真正是在体验社会、体验历史。
当然这样的材料不仅是在福建有，在全国各地都有。很多人以为，这些东西是不是在南方保留的多啊？ 其实也不是。当然在不同地方，民间文献的类别可能不太一样，比如说山西的村庄里面有大量的碑刻，数量在全国来讲可能是首屈一指的。在山东，除了有大量的碑刻，还有大量的族谱。我想，各地的学者和出版社，也应该像郑老师、像福建的出版社这样，“把文章写在大地上”，不要把这个当作一句空话。
前几天，我去参加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30周年的座谈会。顾颉刚先生是在1926年从北京大学转到厦门大学，再转中山大学。到了中山大学之后，学校领导给他的第一个任务是让他去江南地区搜集材料。他就给这个领导写了一封计划书，开列了16类需要搜集购买的材料，包括经史子集及丛书、档案、地方志、家族志、社会事件与个人生活的记载、账簿、汉族以外各族文献、宗教及民间信仰文献、民间文学、教科书、实物的图像等等。这正是近四十年来我们大规模搜集、整理和研究地方民间文献的先声。这距离今天已经快一百年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老先生打下的基础上继续向前走，是在继续他们未竟的事业。
进入古人生活场景，体验古人的生存状态
■常建华
历史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就社会史而言，它的特点是研究不同的人群，研究人际关系、社会网络、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要研究芸芸众生，当然离不开各种资料。在传统文献当中，是有这些资料，但并不丰富。因为传统史学是以社会上层为主，要弥补这个缺陷，就要关注下层，关注民间社会。在这一方面，民间文献就有它独特的价值。民间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是社会史研究里头非常重要且具有突破性的一种工作。这种工作大规模的开展，基本是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史学所开拓的。但是进展非常缓慢，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刚才郑老师特别谈到了这一批资料具有“原生态”的特点。什么是原生态？ 原生态就是最贴近老百姓，贴近他们的生存状况。所以，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资料进行社会史研究，无疑会和原来利用经史子集传统文献研究出来的成果不同。这一套书接地气，所以非常适合用来讲所谓的中国故事。中国故事非常大，该怎么讲？ 从契约来讲，主要讲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这对家族史研究非常有价值。当我们看一本家庭社会学的书，我们会发现，家庭社会学的基本构架是一个结构功能性的研究，告诉你大家都知道的家庭关系、家庭规模、家庭功能等等。但是你看了以后，会觉得家庭是很死板的，没有生活气息。为什么会写成这样子呢？ 是因为没有老百姓的资料，所以只能那么干巴巴地写，进行人口统计之类，说的都是一些相对来讲比较表面的东西。如果我们看契约文书就不一样。再如刚才郑老师讲到的“人情簿”，那个就是当时家庭活的人际关系，活的人际网络，对其进行研究可以使家庭活起来。家庭史的研究，要从家庭结构的研究，向家庭生活研究转化。要实现这种转化很重要的依托，就是要有民间资料，包括契约、家谱、书信等等。这些文献结合起来，我们对家庭、宗族这些问题的认识，就会向前迈进一步。
再比如村落。我们经常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乡村社会，但是你要说传统社会里的村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百姓在里面如何生活，经史子集的文献是无法呈现的。如果我们依据契约文书，包括其他的一些民间文献，就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把村落进行重建和复活。那我们对于所谓的农村社会，体会就很不一样了，可以进入古人生活场景，体验古人的生存状态。
这套书已经出版的部分是以永泰的文书为主。据我所知，在整理文书的同时，郑老师还主编了一本书叫《庄寨密码》，副标题是“永泰文书与山区开发史研究”。为什么叫《庄寨密码》呢？ 就是永泰这个地方，在山区开发过程中为了自身的安全，基于生态条件，修了很多庄、寨堡垒。这些庄、寨的形成，主要依赖于山区开发。我们知道，明清以来的山区开发，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事件，其实也是由于全世界人口爆炸，人口在相对生存容易的平原地区达到一定饱和度以后，向山区进军的一个共同现象。这是和大历史有关系的。想了解这个大历史，就离不开研究村落与家庭的历史。活的家庭、村庄的历史和开发史，构成了我们了解的区域历史。这样的区域历史在中国各地都有很多契约佐证。如果我们都有类似《福建民间契约文书》这样的资料，据以开展研究，对我们认识整个传统中国的历史是非常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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