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涛
遥远的童年,人与物的记忆,在岁月的流水中不断地浸泡、冲洗,大多模糊不清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我小的时候,家住隆阜,一个离屯溪不太远的小村子,偎依在新安江蜿蜒的河湾里。徽派的古色古香的房子,青石板的街巷,一路上跟在身旁的排水渠,潺潺的流水伴着岁月静静流淌。隔不多远,还有一口石栏环抱的水井,井边总有不少汲水的妇人,一边洗菜淘米,一边聊天,时而爆发一阵欢快的笑声。
隆阜这个村子不大,也没有什么热闹的街道,印象最深的倒是和吃有点关系。记得大清早拽着母亲的衣襟,到一条小巷深处,那里有一家颇有年头、房梁都被烟火熏黑的豆腐坊。寒冷的腊月,炉火熊熊,扑面而来的热气使人倍感温暖。更不必说那大瓮里热气腾腾的豆浆和豆腐脑(安徽徽州话称“豆腐脑”为“水豆腐”),旁边还有卖油炸的糯米团的小摊子(徽州话称糯米团为“粿”),也是诱人的美食。
我家租住的这幢老屋,名叫“戴家老屋”,在当地倒是有点名气。在我的童稚的眼睛里,老屋除了空旷荒凉,似乎也没有别的长处。它的后门对着寂静的河道,妇女们洗衣服倒是方便。前门不远,是一块翠绿的草地,也是各家耕牛休憩的天堂。草地一旁,镶有一方池塘,遍植荷藕。天热时,许多耕牛往往挤在碧荷深处歇凉。附近山坡上,点缀着枝桠纵横的乌桕树。那乌桕树一到秋天便染成好看的红色,深浅不一,正是胜似二月花的霜叶。绿草如茵的草地,是我们兄弟嬉戏的乐园。我们在柔软的草地翻跟斗、竖蜻蜓,乐而忘返,度过了快乐的时光。
“戴家老屋”是青砖黑瓦粉墙的徽派民居,檐角高挑的风火墙,浮雕精细的青石门楣,有前后院,高高的照壁上镶着斗大的“福”字,当初想必是很有气派的。只是时过境迁,戴家族人早已四散,只留下空空的老屋出租给外人居住。转过照壁进入内屋,又是一个四方形的封闭院落。按徽派住宅的模式,这个封闭院落有个小天井,用来采光,也是雨天楼房排水之处,天井内放几口水缸贮水,可作消防之用。天井前后都是两层楼,老屋常年无人居住,只有我家租了左边两间房。对门的右边,铁将军锁了房门。
那个年月,没有电灯,一到太阳落山,黑暗笼罩一切。冷冷清清的老屋,只有母亲带着我们三个未成年的孩子(父亲为了一家生活成年累月在外奔波)。我至今仍然记得,每当入夜,我们三兄弟围着母亲,听母亲一边做针线活,一边给我们讲故事。只有一盏小小油灯的亮光,照亮母亲慈祥的面容。
有时候,母亲领着我们兄弟仨去屯溪,看望住在那儿的祖父母和伯父一家。从屯溪到隆阜,只有几里路,不算远。当我们徒步返回隆阜时,天黑了下来,夜色如墨,没有月光,旷野之中只有我们母子步履匆匆地走在田间小道上。我睁大眼睛也看不清周遭的一切,只见绵延起伏的山丘如同蹲伏在黑暗中的怪兽,那泻出一线亮光的房舍又像怪兽可怕的眼睛,偶尔点点流萤飞来飘去,越发叫人毛骨悚然。那时惟一给我勇气的是母亲温暖的手。我紧紧拉着母亲的手,一刻也不松开。
关于“戴家老屋”,我还想多说几句。
这幢古旧的徽派老宅,相传是清代大儒戴震(戴东原)的宅第。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黄山市屯溪区)人,清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梁启超称之为“前清学者第一人”。乾隆三十八年被召为《四库全书》纂修官。戴震治学广博,音韵、文字、历算、地理无不精通。
这位清代大儒一生著述甚丰。胡适在《戴东原的哲学》一书中对戴震评价很高,认为戴震建立起“清朝学术全盛时代的哲学”,“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胡适特别赞赏戴震的,是他的哲学思想始终贯穿着对宋儒理学的批判,对他们宣扬的“存天理”“去人欲”的礼教的残忍及虚伪性,作了尖锐、深刻的揭露和抨击。这是自宋代以来对旧礼教第一次有力的反抗和清算。胡适指出:“这种排斥人欲的哲学在七八百年中逐渐造成了一个不近人情、冷酷残忍的礼教。”“八百年来,一个理学遂逐渐成了父母压儿子、公婆压媳妇、男子压女子、君主压百姓的唯一的武器;逐渐造成了一个不人道、不近人情、没有生气的中国。”
戴震是反抗这种排斥人欲的礼教的第一个人。他大声疾呼地喊道:“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 更无可救矣!”戴震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打破了“天理”的神圣性、神秘性,指出所谓“天理”就是天然的、自然而然的道理。宋儒将“理”与“欲”对立,戴震则认为,“理”与“欲”是统一的,欲望的适当满足就是“理”。“理者,存乎欲者也。”他认为:“人生而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后欲得遂也,情得达也。”欲、情、知是天赋的人性,人欲并不可怕,也不是邪恶的,追求人欲的满足是正当的人性要求。
胡适据此进而指出:“譬如爱生而怕死,乃是人的真情;然而理学先生偏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他们又造出贞节牌坊一类的东西来鼓动妇女的虚荣心。于是节妇坊、贞女坊底下就埋葬了无数的‘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的叹声。甚至于寡妇不能忍受饥寒寂寞之苦的,或不能忍公婆虐待之苦的,也只好牺牲生命,博一个身后的烈妇的虚荣。”
戴震在18世纪敢于大声疾呼尊重人性,主张社会应该允许人对生存权、对自由、对个人幸福的追求,无疑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戴震的启蒙思想,称得上是中国思想解放的先声。
不过,我家暂住“戴家老屋”那会儿,始终没有见到戴家后人,当年距戴老先生在世已有二百多年了。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我到黄山参加一个会议,在下榻的黄山宾馆遇见红学家冯其庸先生、翻译家荒芜先生。他们住在同一个宾馆,是来参加关于《红楼梦》研讨会的。很巧,两个会议同日闭幕,我们同时前去屯溪,转车返回北京。
闲谈中,我谈起隆阜,谈起戴震,谈起戴家老屋……一听戴震大名,几位前辈兴致很高,执意要去隆阜寻访古迹。屯溪与隆阜咫尺之间,我也自告奋勇为他们带路,毕竟那里的乡间小路留下了我的脚印,我是熟门熟路。
岂料,我的老皇历早已过时了。时间的流水早已洗刷了旧日痕迹,仅仅四十年光景,昔日的隆阜早已消失,我记忆中的“戴家老屋”不见了,那门前的池塘和青青的草地也不见了,我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令人困惑的村庄,童年记忆仿佛是一个远去的梦……
诸位前辈都很理解我的尴尬,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