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简中的哲学——评《上博楚竹书哲学文献研究》

    ■叶树勋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简帛古书的陆续出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哲学史尤其是先秦哲学史领域的研究。马王堆帛书、睡虎地秦简、郭店楚简、上博楚简、北大简、清华简等一系列竹简帛书的相继面世，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持续不断的新材料和新活力，一次又一次地刷新我们对先秦哲学思想的认知。

    在诸种简帛文献中，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上博楚简）是体量比较大、内容比较多的一种。它包含竹简一千二百余枚，共有三万多字。其篇章多属子书和经书，为认识先秦哲学尤其是儒道两家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自2002年公布首册以来，它一直颇受关注，在文字释读、文献整理和思想研究等方面已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不无遗憾的是，既有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单篇进行的，或专注于某些字词的释读，或集中于某篇思想的阐发，成果虽然丰富，但未免零散、孤立。如何全面研究上博楚简的思想内容，以综合呈现它所带来的哲学史新信息，仍是一项有待推进的紧要工作。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丁四新先生等人所著的《上博楚竹书哲学文献研究》，正是应对这一情况而贡献给学界的重要新成果。它首先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以“哲学文献”的名义把上博楚简中涉及古代哲学思想的篇章予以囊括和梳理，从不同的论域和问题展开多方位的探讨。这是学界第一部全面梳理和研究上博竹书哲学思想的著作，是简帛文献研究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次重要推进。笔者作为对简帛思想研究有所参与的研究者，对上博楚简一直是停留于纷杂零散的印象之中，这既和研究现状有关，也和上博楚简本身体量大、内容杂有关。通过阅读此书，可以对上博楚简的丰富内容获得全局的认识。让上博竹书的思想信息从纷杂零散变得集约明了，系统呈现在读者面前，是此书的一大贡献。

    此书的另一重要特色和贡献在于，它将语文性研究和思想性研究两相结合，架设起沟通两种研究的重要桥梁。围绕简帛文献的研究整体上包含这两种方式，前者侧重于文字释读和文献整理，后者主要是阐发文献中的思想内涵。长期以来，虽然两种研究之间不无相互借鉴，但二者沟通和结合的力度依然不足。此书是打通两种研究的一次重要实践，这不仅表现于它整体上的体例设计（包含“思想研究”和“竹书注释”两编），也表现于其间两大部分的相互渗透：“思想研究”以严谨而扎实的语文考释为基础，而“竹书注释”一直带有哲学思想方面的关切。术业有专攻，围绕简帛的研究工作自然是各有侧重的，但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往往能够相互启发、相互支援。此书出入于语文考释和义理阐发之间，为二者的有效结合提供了一个范例。

    就竹书注释部分来看，此书所提供的读本也是一大贡献。无论是从事简帛思想研究的人，还是那些想对简帛思想有所了解的人，都希望能够拥有一个严谨而简明的读本。很多时候人们对简帛文献有兴趣，想了解一下它所带来的哲学史新知，但由于释文和注释的繁琐，每每望而却步。对于古文字研究工作来说，释文和注释需遵循一定的专业原则，但对于研究或了解简帛思想来说，则更期待可以读到简明的读本。简明性是此书所提供读本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其读本又是扎实严谨的。作者对每篇竹书都进行了系统的综述和集释，在充分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化繁就简，给出言简意赅的解释。这种做法不仅对研究上博楚简有帮助，对于其他简帛的读本整理而言，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在扎实的文字释读的基础上，作者对上博楚简的思想内容进行了深入阐释。此书的思想研究点面结合，既有针对某些重要篇章的个案考察，也有基于某一论域统摄诸篇的综合性研究。其研究很注重思想观念的源流和脉络，将上博竹书置放在宏阔的思想史背景中进行探讨；同时它也非常重视文献内部的思想逻辑，围绕某一议题或概念，考辨竹书之中的义理。作者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新论断和新观点，在众多论域和问题上丰富着我们对先秦哲学思想的认知。比如作者认为，上博楚简以及郭店楚简中包含不少的反映孔子本人思想的“孔子类竹书”，对于认识孔子学说而言，它们应该比《论语》更为直接和更为重要（见该书第18页）。其所划归的“孔子类竹书”中也许有一些还值得商榷，但其所指示的孔子学说研究的新方向殊值关切。又如书中指出，《恒先》《太一生水》已包含浑天说的某些因素，这很可能就是汉代浑天说的思想渊源（见该书第246—248页）。这启示着人们重新认识浑天说的源流。再如作者发现，《凡物流形》中存在灵魂不灭、生死循环的观念，这是先秦鬼神观中很独特的一处（见该书第259—260页）。以此来看，轮回观念在先秦已有渊源，不全是印度所传入的思想。另外，《性情论》中“性”“情”“心”之概念以及《恒先》中“或”的概念，一直备受关注，歧解纷呈。书中进行了细致分析，提出独到之见，深化了我们对这些紧要观念的理解。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作为一部以思想研究为最终关切的著作，此书在反映作者深厚功力的同时，也推动着我们对先秦哲学思想展开更多维、更深入的探索。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先秦哲学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热门领域，这既源于诸子思想的魅力，也和不断涌现的简帛古书密切相关，后者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动力。当前学界里，简帛文献在得到重视的同时也面临一些质疑，不乏观点认为它们之所以没有流传下来，是因为其内容不重要，对于理解先秦哲学来说，流传下来的传世典籍是足够的。关注出土简帛不意味着轻视传世文献，更不是要取代传世文献。从事简帛思想研究的学者历来注重传世文献，在结合两种文献的基础上，重新呈现古代的思想。王国维先生提出两重证据法，强调地下之材料能够“补正”纸上之材料，诚为不刊之论。出土文献在修正一些旧认知的同时又补充着新的信息，不断地丰富着古代哲学的图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积累，今日的出土文献将渐渐成为新的传世文献，和以往的传世典籍一起，成为人们理解古代哲学思想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