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报告文学的创造性与示范性回答

    ■王晓燕

    当我读到短篇报告文学精选集《行走的脊梁》时，内心是惊叹的！ 掩卷回顾，眼前活跃着若干人物形象，耳边回响着若干方言俚语。“懒汉”村官看似油头滑脑实则巧抓妙干，赵法生、颜炳罡等诸位教授面对偏远村子里的老弱妇幼，怎样妙解《弟子规》？ 援藏博士夫妻为啥到期不走？ 他们得到了啥，失去了啥？ 值得吗？ 泰山还有女挑山工？ 还有独臂挑山工？ 还有主动放弃其他生存门路而自愿选择成为挑山工的人？ 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职业？ 拔地而起的雄安新城到底新在哪儿？ 谁是“雄一代”……跟随这本书，读者仿佛走到了中国大地的深处，走到了每一个热气腾腾的工作现场，触摸到了龙山的厚重底蕴、尼山的文脉悠长，看到了台儿庄古城的华丽转身，更听到了雄安新城拔节生长的声音。

    《行走的脊梁》紧贴时代又拉出了足够的景深，掩卷沉思，该书有很多亮点，比如真实性与文学性的高度融合、全国视角与“山东特色”、热点话题与巧妙选材、重要问题与多面呈现等等，但其中最突出的地方，我以为，是该书创造性与示范性地回答了一个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报告文学写什么、如何写、如何写得好？

    所谓创造性回答，主要是指《行走的脊梁》用“作品+手记”的编排方式讲述了每篇“报告文学”作品的诞生、修改与问世。这样的体例设计既能使读者了解一篇篇精彩作品背后作家的创作甘苦和心路历程，也使读者了解了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重量级新闻系统的生产机制，矫正了某些主观臆想，利于打破一些陈旧负面的刻板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里有大量的“山东故事”——“济南老汤”“章丘驯虫”“台儿庄圆梦”“尼山与文明论坛”“龙山考古”“泰山挑山工”等等，作者对文献史料的挖掘、对素材的独特筛取、对生活细节的描绘、对人物特征的抓取，使这些故事既老又新，呈现出不同以往的质感和味道，山东这片热土上的深厚历史、浓厚血性、敦厚人情在新时代终于有了新讲法。

    所谓示范性回答，是指作者经过十余年的探索与实践，在日积月累的写作过程中，体悟出若干关于报告文学的写作锦囊，这些宝贵的方法平时秘而不宣，活跃在作者的头脑中，但本次通过“手记”解读主题文章的视角，则将这些宝藏摊开了放在读者和有心人的面前，它们的价值，应放在中国报告文学在中国文坛的现状中去体认。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今日的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丰富的时代给了我们丰厚的素材，这片土地上每天都讲述着万千劳动者追求美好生活的故事，“报告文学”遇到了最好的时代，理应成为最能反映时代脉搏的文体类型，也理应是最能与当下发生有效对话的文学表达方式。可如何号准社会热点、精准发掘故事、巧妙刻画人物，特别是如何通过事件与人物的关系，把握时代的脉动与心跳，彰显人物品质与光彩，其实是一件既关涉价值判断，又对写作本身提出巨大挑战的工作。徐锦庚大概也意识到了，今天的报告文学如果还想继续“有效”，“破圈”和“出圈”或将是不二法门。

    《因为爱，所以爱》讲述了两位博士夫妻援藏的故事。徐锦庚曾在西藏工作过4年，亲身见证了西藏的发展，对西藏和援藏事业有深厚感情，对采访对象的理解也更加深刻。其手记《拉萨，魂兮归来》中透露“采访中，我多次流泪”，“采访越深入，越不知从哪下手”，那么，如何报道才能既增加对西藏报道的纵深感，使读者身临其境，产生共鸣，又符合新闻真实性的根本要求呢？ 作者“陷入罕见苦恼”，反复斟酌后最终“觅得一叶扁舟”，决定加入“我”，使用日记体与报告文学相嫁接的方式，用日记体的“现在进行时”装进主人公事迹的“过去时”。事实证明，这种创造性的结合是成功的，也具有示范意义。作者直面和思考在这个时代如何去写报告文学，如何使报告文学重新成为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的镜子。

    我们需要常常确认生活中的那些平凡的善良、坚持的光芒与热乎乎的气息，需要作者真正站到我们身旁，一起直面发展中的困惑，一起观察事件的复杂，一起思索解决的办法，需要借作者的眼睛与笔触，表达出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的犹疑彷徨、希望与忧伤。《行走的脊梁》以唤醒人为使命，却不是一味唱高调，它不仅呼唤每一个劳动者都把自己视作建设国家的主人翁，也是当代报告文学如何回应时代需求的重要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