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性”与文学的价值

    ■丁帆

    毋庸置疑，近年来世界进入了大变局的时代，尤其是疫情时代给人类固有的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波及中国人文学界，更是呈现出一种观念裂变的态势，而具体到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和文学理论领域内，却是在表象平静中，蕴藏着一种纷乱芜杂的叙述与阐释。

    文学与价值的冲突成为这些年来文坛上无可回避的现象，它如一股潜在的涌动暗流，在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中角逐，如何剖析这种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中林林总总的乱象，或许正是我们在文学理论中做出价值梳理和判断的首要任务。

    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哲学研究在学科上的相异之处，就是它不仅需要面对历史做出思想的判断，同时还须面对当下做出审美的判断，以及从纷繁的现实生活中提取正确的价值理念，试图去引导和纠正文学的发展趋向。显然，这是一件并不讨好的哲学层面分析阐释工作，弄不好就会掉进外部意识形态的深渊和自设的逻辑陷阱之中。然而，作为一个希望超越时代局限，以及超越自身困囿的研究者，在深度思考后，如何面对时代、面对文学发出有价值的声音，成为我这些年最痛苦，也是最有兴奋点的文学阐释工作。

    从世界和中国的大格局来看待人文学科的发展态势，窃以为，“现代性”和“未完成的现代性”其实早已在大变局的格局中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的建构体系在有些不同国度的实施中，已经流产或胎死腹中了。

    在面临“后现代后”的信息时代，人类的价值选择已经是人文学科无法回避的“当代性”困境，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更是在“当代性”的选择中，进入了一个无从选择的艰难时世。这也就成为我这些年在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中如何建构一个“当代性”理论体系的设想，这个野心当然需要经过现实和历史的考验，我深知要通过这一道关隘，是会引发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尤其是那些被不读文学作品的“不及物”空头理论家，或许会对此做出一种陈腐而荒唐可笑的结论，所以，我以为文学理论只是像哲学一样，仅凭逻辑的推理去指导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那就是失去了文学性的价值判断，而与文学作品绝缘的理论，那只能归于哲学美学的推理范畴，唯有理论走进文学作品分析之后的价值判断，才能脱离纯粹哲学推理猜想的境界，走近文学的内部。我们不能在学科分类上把所谓的文学理论与哲学学科中的美学进行切割，就是因为毕达科夫式的文学理论幽灵一直游荡在空中。

    面对这样的种种疑惑，我仍然坚持我所阐释的“当代性”涵盖的是对文学作品“人性的、审美的、历史的”理论价值判断与阐释，并渗透在我的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之中。

    其实，文学评论、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是一项坚持批判哲学的研究工作，如何看待苏维埃时期和几十年中被我们的理论界放大、夸张和曲解了的理论原典，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大问题。即便如此，我们在并不完整的中译本中，也能在林林总总的理论勾勒和阐释中，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同论述中，寻觅到它们聚焦的共同点——那就是对他们所处时代做出的现实批判，因此“怀疑一切”成为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的内核，换言之，这就是哲学高度的“当代性”的阐释，它更适于当下对文学评论、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运用。

    于是，在重读恩格斯对他同时代小说《城市姑娘》的评论中，我试图寻觅到的是富含“当代性”的批评对文学理论建构的本质特征，即：我们以往既对“典型性格”的理解是肤浅的，以至于抛弃了这一叙述文学的本质特征——这在马克思那里就是文学艺术“历史的必然”的概括。更令人扼腕的是，我们的文学作品对“典型环境”的理解几乎就是曲解，当然，从客观原因来说，中国文学曾经经历过那种将“典型环境”歪曲成顺应某些思潮的时尚，从而就不能真正进入一个时代的“典型环境”中去刻画“典型人物中的典型性格”，这才是中国文学的百年之痛，亦是我们的作家作品不能真正进入“当代性”语境的一道阻碍，以至始终在虚无缥缈的“现代性”中徘徊彷徨，在“未完成的现代性”里寻找答案未果的真正原因所在。

    因此，追问百年来的文学史，从五四起跑点上的现代性启蒙的悖论中，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新梳理中，从浪漫主义的源头中，我试图从“当代性”的理论重新阐释文学思潮和文学史的流变阻遏现象入手，以期证实这种方法在阐释中的有效性。当然，这种方法的运用有时也还存在着逻辑上的悖论，以及自洽性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工作。而让我感到欣喜的是，许多学者也开始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尽管角度不同，观点相异，但是，有同道同行者，我就没有了孤独感，无需“荷戟独彷徨”了。

    同样，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仍然需要“当代性”理论的介入，才能从更高的历史和审美的角度给予准确的价值判断，其中，我更要强调的是其中“人性的”价值判断是文学作品特有和必需的元素，这正是它与历史和哲学研究不同之处，这是一种带着主观因素的判断，这个问题是我纠结了几十年的一个悖论，就是因为我们以往认为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是遵循中性客观的描写原则，作家就不应该对笔下的时代和人物进行臧否，殊不知，正是在重新回顾恩格斯的文学理论时，才让我找到了解惑的焦点——“典型环境”的时代背景选择，也就是题材选择的焦点，换言之，作家的题材选择就涵盖了你全部的价值观念，加上你对“典型性格”的描写，其中“人性的”描写才是衡量一个作家作品优劣高下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但是，从艺术标准的高度来说，正如恩格斯所说“观点越隐蔽对作品越好”。

    总之，作为一种设想并践行于自身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文字之中的实验，我将继续我的案头工作。当然，我也期望看到与我同道者更为精彩的文字出现，听到同行者发出的批评声音，这都是我在这一领域内遇到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