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的风——关于《北风啊北风》的对话

    ■张炜 陈沛

    由漓江出版社近期出版的《北风啊北风》记录了一个1960年代出生的半岛少年的家族史和心灵史。作品在形态上兼具传统与现代、虚构与非虚构的特点，风格朴实而浪漫，在读者中引发了较多的共鸣与争论，也引起了业内人士的注意。在此，作家张炜、陈沛以笔谈的形式，对书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梳理与分析。

    陈沛：两支足坛劲旅，决赛中狭路相逢。开场五分钟，某队连进两球，我们称之为梦幻般开局。洪浩的长篇小说《北风啊北风》，也有梦幻般的开局。第一章题目是《篱笆间隙的阳光》，三岁的“我”看到奇异的一幕：“西斜的阳光从篱笆墙底部的间隙透射进来，照亮了我赤裸的双脚，也照亮了地面上大大小小的蝉洞。那倾斜的光柱就像许多把宝剑插进院子，让我感到惊异。我蹲下身，呆呆地瞅着。我看到无数微小的颗粒在光柱里浮游，纷攘，喧腾，呈现出浩大的景象，成为惊心的奇观……”读到书的后半部，知道作者是诗人，才恍然明白他何以写出大段诗一样的文字。这一章还写了蝉蛹，写了蜻蜓。有趣的是，蝉蛹蛰伏于地下数年，一朝拱出，爬到树上蜕变，飞翔高歌；蜻蜓的幼虫水虿则在水中长大，附在草尖上蜕变，在天空中自由飞翔，读之，不禁浮想联翩。人的精神也是会蜕变的。一旦离开“地下”或“水中”，挣脱束缚，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能够在向往真理的途中飞翔，是何等的幸福！

    文字有诗意，不仅仅是指文词漂亮，更重要的是其蕴含的诗意。在这里，阳光，蝉，蜻蜓，都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的意义。

    张炜：与其说这是一部长篇小说，还不如称之为长篇纪实散文，是一叠少年记忆卡片。它写得朴素自然，没有什么花招。作为写作者来说，他采用的是一种古老的手艺，即一直没有多少改变的传统手艺。这也是让我们的阅读感到舒适的原因。作者从头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旁若无人，细细道来。这样的文字朴实无华，赢得了信任。我们知道，阅读中一旦失去了信任，面前的文字也就失去了多半价值。人们总是愿意读到真实的、可资参考的内容。如果阅读的前提是虚构文字，那就需要作者具备极为迷人的想象力，还需要令人叹为观止的语言技能。然而事实上，时下的极大一部分虚构文字是没有这样的水准的，常见的倒是无所顾忌的胡言乱语和胡编乱造。所以我们不愿意读通常意义上的虚构文字。而我们手边的这部作品没有盲目追随恣意虚构的风气，只是瞄着真事娓娓道来：从少年时代，从最早的记忆写起。

    陈沛：“我”生于1966年，那场十年浩劫发端之年。书从1968年写起，地点是农村。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都知道，当时的农村是多么的贫穷，农民是多么的饥寒。“我”三舅因为区区五元钱，而吊死在“我”姥姥的房间里。在今天，五元钱确实算不了什么，能买几个馒头，但买不到一碟素菜。但那时五元钱绝对不是小数目，小学生的学费，一年也就一两元钱吧，还有许多家庭申请减免。“最聪明”的三舅之死，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其中“我”母亲就因此而抑郁，差点丢了工作（到最后还是丢了），而且，初恋情人也离她而去。重重打击之下，母亲对自己的婚姻大事也无所谓了，终于遇人不淑，困顿一生。

    而读者想得会更多，三舅当然有错在先，逼迫他的，是他的生母（“我”的姥姥），三舅吊死在生母屋内，“我”姥姥又是何等的震惊、后悔。现在有句话说，别让贫困限制了你的想象力。通过三舅之死这一事件，读者完全可以反推当年极度的贫穷，是如何扭曲了人性。

    张炜：这是过去的一段真实生活的记录。因为写到了那样的一个时代，所以只要平静地讲出某种真实，就已经让人撼动了。那是一些超出许多人的现代生存经验的事件，关于贫困和死亡，关于普通人的故事。这种波澜不惊的叙述在书中俯拾皆是，它的内里都是一些引人深思的生命之殇。这些都可以用来对照我们自己、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从中发现时代的变和不变。一个少年的眼睛是清明的，这双眼睛看到的一切，转述时应当没有偏见。整部作品都因为这种无偏见的记述，而显出了它的难能可贵。

    陈沛：你见过土坯做的衣柜吗？ 肯定没有。但“我”家却有过（见第二章《父母的家底儿》）。这是多么有力的细节。一个真实的、好的细节，顶得上千言万语。这样的细节只能从生命的感悟中来。围绕土坯做的衣柜，所展开的许多的矛盾冲突，也就真实可信。类似的细节书中还有许多。比如第十二章《猫和狗》中的《黑猫传》，写到黑猫为逃避狸猫的追咬而使出的绝招“过山跳”，也让人印象深刻。有些时候，读过一本书时间久了，故事情节模糊了，几个精彩细节却还像电影特写镜头一般，深深地刻在脑海中。

    张炜：关于东部半岛地区的风物及生活场景，是书中另一些引人注目之处。泥巴做的家具，这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半岛是常见的。这不是风俗，而是贫穷所致。书中的动物、植物、大自然，都有浓烈的地域色彩。

    陈沛：写作是创造，创造就要敢于突破，《北风啊北风》在突破国人“为尊者隐”的传统方面，可以说开风气之先。中国人历来有为尊者隐的“传统”，尤其是父母，家人。前些年我弄祖谱，为了给每一个人写小传，采访了许多族人，对于先人的成绩，都恨不得多说，生怕遗漏，而先人的“劣迹”，比如被划为“分子”（哪怕是错划），被劳改（哪怕是错判），都讳莫如深，三缄其口。为照顾族人及后代，写到这些时，我都以“半生坎坷”之类的词搪塞。而作者在书中，对于生身父母的遭遇，以及他们自身的缺陷和不足，特别是父母之间的龃龉，都秉笔直书，读得令人出汗。在我所读到的有限的自传体小说中，这是少见的特例。

    张炜：老实人的叙述，不仅保留了孩子的视角和心理特征，还有一个原则，即不想踏破纪实和虚构的界限。而时下的写作中，一直恪守这个界限也不容易，并非人人都能做到。作者讲述亲人的往昔，因为老实，会将一些通常“不足为外人道”的情节流泄出来。这样做更多的不是勇气所致，而是为人老实的缘故。这是一种生命品质，这种品质用来作文不一定是最好的，却能够产生格外动人的力量。我们从这部书中，时不时可以感受到作者憨厚的心绪和朴直的情感。这在当下的写作中已经是不可多见的现象了。

    陈沛：读《北风啊北风》，常常陷入困惑：这是小说吗？ 读上去更像非虚构，至少是散文，况且每章又以诗作结（尽管这些诗写得空灵美妙），难免产生“大杂烩”的感觉。但仔细想想，作者说这是小说，自有其道理。三岁的孩子能记得什么？ 会被篱笆间隙透过的阳光迷住？ 只能是作家的虚构。更有力的证据是，写“我”出生时，因为知道自己不受待见，“我”偏不哭，弄得大人们非常紧张。这显然是小说笔法。

    张炜：这大致还不是小说。作者在努力回想少年时代，有时难免带出一些刻意想象的成分。这如果是有意的，那可能是多少受了早期现代主义小说的影响。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之类，因为太细发太追究，我们现在的人已经很难消受了。这本书中的个别段落也闪烁出那样的意味。这也许是作者于不自觉中形成的。他只想再现一种真实，力气用过了，就有了早期现代派的气息。好在这终究不是大疵。至于书中出现了诗，而且不少地方说来就来，倒是值得我们好好注意一番了。因为这些诗的大力抒发，于整部书的气质稍有不合，似乎显得不够老实，所以就得认真辨析一下。仔细阅读后，最终得出的印象还是一种老实：本来正朴实无华地写着往昔，因为想起了母亲，或写到了其他令人心动而不能自抑的地方，作者就不管不顾地写起了诗。这种抒发在许多时候是朴拙可爱的，将较原始的写作冲动无掩饰地呈现出来，也算是一种自然态，反而稚气可掬。

    陈沛：作者在文末附有写作时间，从1984年（18岁）一稿，到2015年（49岁）四稿，前后历经三十多年。这真可以说是一场漫长的写作。从出生写到15岁，平均每年分到约一万字。而三十年漫长的写作，尽管经过了反复的修改和润色，读时，还是感觉前后文字似乎有些不够统一。也许存在这样的可能：18岁写初稿时，朝气蓬勃，诗兴冲动，一挥而就，文字偏于空灵；成年后补写的若干文字，多了老成，少了锐气？ 还有一个可能是：写婴儿和少年时，毕竟记忆不够清晰，想象和虚构的成分就需要多一些，而上学和一只脚迈进社会后，那些刻骨铭心的事件都记得清清楚楚，写起来就不自觉地“实话实说”。当然，这只是猜测。而猜测，也算是读书的乐趣之一吧。

    张炜：这部书的令人喜赏处，还在于它没有时代的通用语调。这是极难得的。每个时期都有类似的“语调”，我们打开一本书一本杂志，总会发现这样的语调，那大致是一种相似的气味、差不多的造句方式，都是我们所熟悉的。除了语调还有内容，如果说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更多的是某种“火药味”，那么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则多了一些血腥、暴力和性之类，还有一些故意追求的颓废气。这些如果看多了，也颇不舒服。这本书中的少年却是正常的，他一直在成长，没有时髦的颓废，也没有对血腥和性的向往，就连探头探脑都没有。他只是自然而然地在一种可信的环境中长大，接受和行走在自己的命运之路上，迎着少年之风的吹拂。我们知道西方有一句艺术名言：现代主义是没有遗嘱的。是的，就因为遗嘱的缺失，后来者也就无从执行，最终只能产生一种并置的喧嚣：每个雄心勃勃的写作者都想确立某种现代标准，但无论是谁都难以如愿以偿。令人眼花缭乱的喧嚣将淹没一切。我们由此可以设想，现代以来，最好的创作路径仍然是向遥远的经典致以敬礼，是对它的一次次恳切的呼应。这就需要一种质朴和诚实。由此，我们宁可阅读一份老实本分的心灵与生活的记录，也不愿将自己淹没在绝望的、震耳欲聋的拼命呼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