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现代中国国家形成的新视角

    近年来，“中国”越来越成为学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词汇。常年担任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的许宏，撰有《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溯源中国》，从考古学的角度探索早期“中国”的形成过程。以研究思想史闻名的葛兆光教授，同样有“中国”三部曲：《宅兹中国》《何为中国》《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主张“从周边看中国”，倡导回到历史语境，理解历史上中国的疆域、族群与国家。

    不同领域出身的学者都在关注“中国”、讨论“中国”，这既是学术研究内在理路的自然延伸，也是基于现实情境而生发的独特现象。从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来看，“中国”作为一种概念，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因其平常而习焉不察，导致对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认识不清乃至有所偏差，由此产生了对概念进行甄别和辨析的需要。不能明晰历史上的“中国”，也就无法处理历史上的“中国”疆域、族群和族群政权等问题。从现实情境的角度来看，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现实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角色愈来愈重要，世界再一次把目光聚焦在中国。而欲理解现实之“中国”，就必须了解历史之“中国”。

    在国际学者关于“中国”的讨论中，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历史系李怀印教授《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一书，采用“国家转型”的视角来观察“中国”，回答了“现代中国”从何而来这一关键议题。该书从现代国家形成的四个基本要素——领土、人口、政府和主权入手，以大历史（macrohistory）的角度层层剥析现代中国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着力分析了国家重建过程中的地缘政治、财政—军事构造、政治认同，从而论证了“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正当性。

    以往学界关于现代中国形成的研究，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取向。一是宏大叙事的视角，偏重于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或是长时段的结构性议题；再有一种是边缘人、边缘群体、边缘现象成为历史学家关注和探究的对象。不过，边缘化叙事又易陷入“碎片化”的泥淖之中。

    从学术研究的发展理路来看，宏大叙事与“碎片化”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过多注重宏大叙事，或陷入史学的“碎片化”，皆不足取。史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即有碎片化的特征，它决定了史学研究只能从碎片入手，但“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碎片之中也可反映出整体。此中之关键，在于应当如何转变视角，怎样“管中窥豹”而不至于“盲人摸象”。

    从此一角度而言，《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超越了以往的两种叙事，在现代中国形成史研究中提出了新的范式。具体而言，它将现代中国的形成史定义为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的历史，于是乎“国家转型”就成为作者念兹在兹的中心议题。以此一问题和视角作为引领，该书实现了三点突破。在结构上，打破了以往通史与专门史的藩篱，以大历史统摄全篇；在时间上，跨越了从晚明到人民共和国成立3个多世纪的时段，做到了走出断代、贯通古今；在视角上，始终以中外两个参照系作为对比，在相互对照中发现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以上三个方面在该书中融为一体，浑然天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可以自圆其说的“一家之言”。

    需要注意的是，作者所谓的“大历史”与其他学者的“大历史”“长时段”，显得还是有些“短”。它既不像许宏那样的考古学家把时间回溯到四五千年前，又不像葛兆光、许倬云等人纵横论断数千年的文明史，而只把研究时段限定在1600—1949年。这不仅把握住了“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衔接点，而且还紧扣“现代中国的形成”这一研究主题。这一时段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历史中国”开始走出传统的国家建构模式，逐步向“现实中国”过渡和转轨。抓住了这一点，就等于掌握了解读现代中国国家形成的一把钥匙。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是完美的，也不可能达到完美。该书涉及的范围和时间跨度过于宽广，其中每一个具体议题的研究又已有相当数量的成果涌现。这样一来，既使得作者可以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又导致因成果太多而无力遍览，难免出现纰漏和瑕疵。

    以第二章为例。在讨论清朝治理内地各省的举措时，作者在“合法性的考量”部分大量引用商鸿逵、何炳棣、郭成康等人的成果，却很少回应“新清史”关于清朝是否“汉化”的讨论。作者认为清朝以前的原初型中国是一个单一族群国家，后来通过军事征讨和行政整合，再造为一个多族群的“疆域国家”（territorial state）。在此作者明显忽视了此前传统羁縻制以及“因俗而治”的延续性，与史实相违背。

    不妨再就边陲问题作一讨论。清朝将边陲作为帝国藩屏的举措，虽然在管理模式上有所创新，但由于边陲只是政治同盟，因而统治者极力避免边陲族群与内地汉人相互交流，造成边陲民众缺乏“中国”认同，在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产生了分离意识。“疆域国家”的构建，恰恰导致统治者不具备成熟的主权国家等意识，在侵略者面前无法有效捍卫主权领土范围，继而造成列强进一步的侵略与扩张。塞防与海防的讨论更显示出“疆域国家”的巨大隐患。而拥有主权意识恰恰是成为现代国家所必需的要素之一。尽管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存在着诸多弊端，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仍然无法找到能够超越并且优于民族国家的现代国家构建模式。

    《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试图从国家转型的角度，论述“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正当性，及其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所建构的国际政治话语中的合法性”。应该说，作者以其明确的问题意识和高超的叙事能力，较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为何作者痴迷于追寻现代中国国家的形成这一议题？ 一种新的解读方式的出现，既是学术发展推动的结果，也与现实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运用历史事实来论证现代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根植于中国历史的实际，更具有历史的说服力和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