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生“补习”情结为何难以割舍？

    近十年来，在应试教育的驱使下，分数成为了大多数中小学生的“命根子”。为了应对极具竞争压力的考试，不让自己“在人生的第一次大考中跌倒”，参与补习成为了中小学生为提升分数而做出的普遍选择，学生和家长对各类补习机构“趋之若鹜”，形形色色的补习机构“门庭若市”，声誉较好的补习班甚至“一位难求”……常态化的课外补习不仅加重了学生学业负担与家长精力和经济负担，更容易引发教育不平等、教育焦虑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不利于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为规范课外补习行为，史上最重“减负令”《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于2021年7月出台。“双减”政策一经出台，课外补习班的数量和规模得到了有效压减，中小学生校外培训负担得到了相对减轻，课外补习的“热度”逐渐下降。但是，部分学生仍然选择去补习班“加餐”，部分补习班也瞄准了家长与学生的培训需求，为谋求利益选择“铤而走险”，以隐形变异的方式违规开展补习。

    补习明明已被明令禁止，为何部分中小学生仍有“补习”情结，执意选择参与补习班呢？ 回答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引导学生和家长正确认识、理性选择课外补习，更能为“双减”政策如何有效实施提供经验启示。薛海平教授的新书《赋能“双减”：我国中小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因素分析》探讨的正是这一问题，他在书中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来分析中小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原因。

    从微观层面来看，书中提到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家长收入、家长教养方式等因素会对中小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行为产生影响。例如，上层家庭会极力争取子女的教育优势，他们会利用自身资源寻求其他教育类型以确保子女在教育竞争中处于上风，课外补习对于这类家庭来说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因此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较好、家长收入较高的学生更倾向于参与课外补习。同时，倾向于采用专制型和权威型教养方式的“虎妈”“狼爸”，对待孩子的教育问题往往有更强烈的焦虑心理，他们认为成绩不好会使孩子将来更容易处于社会底层，应该让孩子永远往上走，将来起码要获得中产阶级的地位，或者进一步加入精英阶层，所以当课外补习能够增强教育竞争力时，这类家长更倾向于选择让孩子参与课外补习。

    从中观层面出发，作者进一步分析了学校与班级同伴、社区同伴等因素对中小学生参与课外补习行为的影响。当班级或社区中的同伴普遍参与课外补习时，便为其他学生个体树立了行为标准，若不遵守此“规则”，学生可能会被边缘化或不被认可。同时，课外补习的同伴影响会使得教育竞争进一步加剧，为了在群体中形成竞争优势，家长和学生在焦虑中迫不得已“卷”入课外补习。因此，学生个体会受到处在同一学校、班级与社区中同伴课外补习参与率的影响而参与课外补习。

    最后，作者还关注到了教育制度和政策可能会对中小学生参与课外补习产生的影响作用，从宏观层面揭示了新高考改革、中高考升学竞争等制度层面的因素对中小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从科举制演变而来的高考制度，虽然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了大批人才，但高考“唯分数论”“一考定终身”的选拔机制也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导致了过度课外补习等“鸡娃育儿”的问题。而以“减负”为导向的新高考改革，赋予了学生选择考试科目的自主权，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擅长或感兴趣的科目进行考试，源于考试制度带来的升学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消散”，这可以降低学生和家长对于课外补习的需求。

    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是从微观、中观还是宏观层面探讨中小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问题，这部著作均是基于全国代表性的大规模调查基线和追踪调查数据，采用了多层线性模型、生存分析、倾向值匹配、双重差分等多种高级统计分析方法，开展了细致、严谨的实证研究，如此得出的结论和观点更具有科学性、可信性和可推广性。

    从上述三个层面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小学生身处其中的家庭、学校乃至整个社会，都会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影响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行为。然而，在学生补习“情结”尚未消解的现今，我们总是试图从单一的视角解释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行为，如社会上普遍将学生参与课外补习与学生成绩挂勾，认为学生参加课外补习就是为了“培优”或“补差”，家庭经济状况、学校同伴、高考制度等社会环境因素却常常被忽视，而这类因素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行为往往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原因绝不只有单一的答案，需要多视角、全方位地探讨这一问题，方能得到更适切、更全面地解答。

    总体而言，中小学生的“补习”情结要想得以消解，就必须从根源出发，在家庭、学校、社会等多个场域内了解“补习”情结产生背后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够进一步“对症下药”，从本质上解决中小学生“补习”情结难以割舍的难题，从而更好地在实践中减轻学生和家庭校外培训负担，助力“双减”政策落地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