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一不二》：以新诗形式再现《吕氏春秋》

    作为先秦的一部重要典籍，《吕氏春秋》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以及其中保留的科学文化史料十分丰富，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一份珍贵遗产。新近问世的《执一不二：〈吕氏春秋〉的诗笔记》（扎希译）一书，为我们阅读《吕氏春秋》提供了一个独到读本。

    《吕氏春秋》是先秦典籍中唯一一部可以知道确切写作年代的书。《吕氏春秋· 序意》中说：“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汉末学者高诱认为这里的“八年”，即指秦王政即位的第八年。

    吕不韦在秦庄襄王、秦始皇时期为相十三年。秦庄襄王在位仅三年即死，秦王政即位时年仅十三岁，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此时的吕不韦主理秦国国政，决定秦国的大政方针。《吕氏春秋》是在秦王政亲政前夕，秦国行将统一天下之际，吕不韦召集门下宾客儒士集体编撰的。据《史记·吕不韦列传》所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尽管这部书出自众手，但它反映的是主持人吕不韦的思想。司马迁认为，吕不韦是从个人荣辱出发，为了同六国四公子比拼而招士，仿效荀卿等人著书布天下。但是，若仅此视之，则轻看了吕不韦。因为《吕氏春秋》成书时，秦国统一天下已成必然，历史潮流所向，六国无力阻挡。作为先秦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之一，身为秦相的吕不韦，清楚地把握了这一时代大势，相机行事。

    为了统一，吕不韦亲率大军消灭东周，使得仅存形式上号召力的周天子不复存在。他力主发动对六国的一系列战争，频频得胜，秦国疆土得以扩大，从而奠定了秦国消灭六国一统天下的坚实基础。他进而认识到，秦国统一天下并不难，难在统一后保持住这个胜利，实现长治久安。为此，他把秦国实行的有效政策理论化，以备将来统一后的秦帝国作为治国纲领；同时，编撰秦始皇青少年成长期间需读的“教科书”“教辅书”，而且要有“百科全书式”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吕氏春秋》正是为适应秦国统一天下的需要而创制的。这也是作者扎希结合“执一”“不二”两节（《吕氏春秋·审分览第五》）而命名本书的原因。《吕氏春秋》书稿撰成后，吕不韦曾命“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由此可见，《吕氏春秋》堪称先秦最考究的文字，是那个时代的精品之作。

    然而，这部精品之作历代深研者不多。考其缘由，大概是学者们认为该书系杂糅各家，非一家之言，从而少有专深研究，顶多做些校勘、补注之类。冯友兰说：“惟其成书于众手，各记所闻，形式上虽具系统，思想上不成一家。”（《吕氏春秋集释· 序》）历史上只有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把《吕氏春秋》与《周易》《春秋》《国语》《离骚》等相提并论，看作是“倜傥非常之人”所写的重要著作；高诱为之训解，称它“大出诸子之右”。近年来，我国哲学史、思想史学科开始重视这部书，并取得一些研究成果，这是可喜的。

    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7页）扎希先生《执一不二：〈吕氏春秋〉的诗笔记》用诗的方式给《吕氏春秋》做译本，就是一个具体行动。对于思想作品而言，诗应比论更易为读者接受。因为，诗句可以同样庄重却最富于感情，韵文可以同样严谨而长于引发共鸣。如果诗句足够精致和贴切，会有助于现代读者体会两千多年前豪士英杰们统一中华的气势和雄心、格局和感情，甚至可以感受到他们的脉搏和心跳、呼吸和情绪。译者出于对古今学者贡献的敬重和谢忱，将自己的翻译定义为“诗笔记”。

    值得指出的是，虽说是“诗笔记”，而翻译仍是逐字逐句进行，确保达意；既保持自有见解，同时在遣词造句上尽量体现新诗的格律和气韵。古文是简练的，诗歌也是简练的，以简练的诗歌翻译简练的古文，也是一种创新性尝试，是以浪漫主义形式展现的现实主义，或是以现实主义原则实现的浪漫主义。通读全书，可以说译诗做到了“信达雅”，文质兼备，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对高境界的追求。相信读者可通过这本“诗笔记”走近《吕氏春秋》，并从中得到思想上的启迪，汲取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