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
古往今来,有的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有的人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有的人以生命为笔,以岁月为墨,书千秋华章。刘宋时期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范晔就是后者的典型代表之一。近日捧读河南南阳籍作家、青年史学研究者李帆所著的《范晔传》,这种感觉尤甚。
范晔出生在刘宋时期河南淅川一个著名的士族家庭。范晔为其母如厕时所生,因额头被砖磕破,遂得小名“砖”。虽出身名门,但由于是侧室所生庶子,地位并不高。范晔幼年即博览家中藏书,善文,能作隶书,并通晓音律,才名远播。一生笃持儒学,抨击佛教的因果传说,力主无鬼论,在著史观念上对儒家学术非常重视,在政治上推崇儒家王道精神,主张实行宽和仁政,歌颂忠孝节义等儒家道德。
范晔历任宋武帝相国掾、彭城王刘义康府冠军参军转右军参军,出为荆州别驾从事史,寻召为秘书丞。宋文帝元嘉五年,父范泰去世,去官守制。后出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太守,迁为司徒从事中郎,不久,又升迁为吏部尚书郎,可谓官运亨通。范晔官至左卫将军兼太子詹士,沈演之为右卫将军,与范晔对掌禁旅,同参机密。因秉性耿介,陷入被人设计的陷阱中,成了皇族内讧的牺牲品。445年寒冬,范晔以谋反罪被诛,年仅48岁。
范晔最伟作大的作品是《后汉书》,这部彪炳千秋的历史著作记述了上起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包括本纪10卷、列传80卷、志30卷。《后汉书》沿袭《史记》《汉书》体例,又推陈出新,别开生面。与《史记》《汉书》《三国志》一道,被并称为“前四史”。刘知几曰:“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章太炎曰:“史、汉之后,首推后汉书。”陈寅恪曰:“蔚宗(范晔字)之为后汉书,体大思精,信称良史。”
历史上对范晔其人的评价却褒贬不一。沈约的《宋书》、李延寿的《南史》、司马光的《资政通鉴》均以“谋反”之“史实”,对范晔多有贬斥。沈约站在刘宋立场上,在《宋书·范晔传》中不厌其烦地记录范晔“谋反”的全过程,里面充满了主观臆断,如“晔默然不答,其意乃定”“晔既有逆谋,欲探时旨,其缪乱如此”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引用梁朝裴子野的议论:“夫有逸群之才,必思冲天之据,益俗之量,则愤常均之下。刘湛、范尉宗皆忸态而贪权,矜才以徇逆累叶风素,一朝而陨,向之所谓智能,翻为亡身之具矣!”裴子野也是士族之人,他认为刘湛、范晔都因贪权、炫耀才华、追随叛逆之人刘义康而招来灭族大祸。
清代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著名史学家、经学家、考据学家王鸣盛,用汉学考证方法研究历史,历时20多年,对《史记》及下迄五代各史中的纪、志、表、传相互考证,分清异同,互作补充,又参阅其他历史名著纠正谬误。在《十七史商榷》中收录《范蔚宗以谋反诛》一文中,对《宋书》《南史》中所载范晔谋反事表示异议:一、范晔与宋文帝君臣相处甚欢,范晔获如此“嘉遇”“殊恩”,没有理由谋反,怎会丧心病狂地操戈相向呢? 二、范晔曾为谋反事主刘义康所用,但又以“饮食细过为所黜”,心中怨刘义康必甚,怎么可能再行效忠以至于为之身殉呢? 三、范晔参与谋反是受孔熙先的诱引,而孔熙先劝诱他的理由是:宋王室不与范晔联姻,实是看不起他,但这个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四、范晔撰史,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立言若是,其人可知,犯上作乱之行径必不可为也。2006年,瞿林东、李珍在《范晔评传》中认为范晔不是谋反主谋,《宋书》多次强调范晔是主谋,不符合事实,而是像同嵇康和夏侯玄,是受人连累所致。
李帆所著《范晔传》是一部内容丰厚、思想深刻、场景宏大、人物鲜明、技巧高超、发人深省的作品。全书共71章,内容十分丰富,整体框架也比较合理,能够系统地把范晔从出生奇象、自幼聪慧到最后含冤入狱、名垂千古波澜壮阔的一生精彩呈现在读者面前。
李帆采用了超越时空、虚实结合的艺术表现手法,构造出跌宕起伏的历史故事,彰显了范晔的史学渊源、民族思想、伦理思想。
全书以正面刻画人物,写出了童年时的范晔受家庭文化熏陶,从小好学,喜好文史,天资聪颖、出口成章的少年形象。写出了范晔立志成才,追求上进、乐善好施、忠厚为人的青年形象。写出了范晔踏入仕途,一心为民、秉公办案、公正廉洁、不徇私情的清官形象。写出了范晔贬官宣城后,利用闲暇时间,发愤著书,成就了千古流传的《后汉书》。写出了范晔在刘义康、徐湛之、孔熙先之流设计的谋反圈套中,他拒绝参与谋反之事后,徐湛之、孔熙先、刘义康等人怀恨在心。事发时,他们把谋反策划之事全部安在范晔身上,范晔的错就是知情不报。宋文帝刘义隆说,按说范晔参与谋反是不至于杀头的,范晔在关键时刻救了我,这些我都明白。令我不能容忍的就是在我没有下旨的情况下,范晔私自撰写《后汉书》,书中写了很多犯禁的事情:社稷的动乱源于统治者的倒行逆施,他对君权神授的天命论思想彻底否定,还说对帝王的权利要加以制约等言辞。由此可见,范晔谋反只是个虚名,《后汉书》中内容惹怒了宋文帝刘义隆是真的。
作者真实复原了几百年间的广阔历史背景,将两千多年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做了通史、全史的融会贯通。以现代的大历史观,深刻陈述了近二千年前历史大变局下的政治格局、历史脉络、思想潮流,在立论分析上从历史兴亡之大势出发,又超越了就事论事的特性阐发,达到了形而上的理论认识层面,为当下的研究提供了一面镜子,奉献了一位鲜活的中国文史人物的典型形象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