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谓之中的文化底蕴

    ■黄朴民

    记得还是在2008年前后吧，当时我正承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每天都会收到数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信函，内容可谓异彩纷呈，令人脑洞大开，或询问报考国学院之事，或毛遂自荐欲到国学院坐拥皋比，或附寄作品希望国学院帮忙推荐发表，或单纯诉说其对弘扬国学的立场与态度，总之，乃是林林总总又千奇百怪。我一般都会浏览并简单进行回复，我想，这也是对这些热心人士应该持有的礼貌和尊重。

    但是，印象里其中有一封信，我没有回复，不但不予回复，而且是颇不厚道但又毫不犹豫将它扔进了字纸篓！该信的主题，是表达对我们学院一位德高望重老前辈的仰慕崇拜之情，希望能追随老先生治学深造，并嘱托我将信函转呈这位老前辈，可是看着满纸的“先师”“先师”称呼，我啼笑皆非，只能越俎代庖，替尚且健在世上、活得好好的老前辈作主，将这封“拜师函”送去了它该去的地方。

    由此可见，称谓的背后蕴含着厚重的文化，体现了浓缩的文明，不可须臾小觑。它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繁文缛节，更不能以可有可无、随心所欲的态度来对待。尤其在我们这个富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国度里，运用准确而典雅的称谓，是一个人文明修养程度的直接反映，也是一个人文化素质高下的直观体现。

    众所周知，自周公旦制礼作乐，肇基西周煌煌“礼乐文明”之后，中国遂以“礼仪之邦”的形象屹立于天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呈示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气质与文化魅力，引领风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礼”的基本功能之一，在于建构社会的秩序，维系社会的稳定。其宗旨是为了确立尊卑有序、贵贱有等、内外有分、亲疏有别的社会超稳定系统。通常是通过名物度数“礼物”和揖让周旋“礼仪”得以反映的。所谓没有规矩，则不能成方圆。称谓得体，就是“礼物”与“礼仪”两者高度和谐的必有之义。

    因此，对他人的父母，必须是敬称“令尊”“令堂”，而对自己的父母，则得谦称“家父”（“家严”）与“家母”，两者若是颠倒，那就是失礼，成为莫大的笑话。又譬如，周祖谟先生为余嘉锡先生《古书通例》一书作“序”，“序中”称余嘉锡先生为“外舅”。如果没有基本常识，那么，也会觉得是一头雾水，不知道所谓“外舅”，那不过是“岳父”的别称而已。而朋友之间的通信，信末的祝福词，可以是“即颂大安”“谨颂台安”，但若是给上司与尊辈写信，则通常以“肃颂钧安”之类为宜，以示内心的恭敬与尊重。这种规矩，似乎太“冬烘”，迹近无聊了，如今在大陆地区倒已不是特别的讲究，但是如果换个场景，你是和港、澳、台地区的人物互通邮件，分享交往，那么，在这方面多加留意，尽可能多一点书卷气，恐怕就不完全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了。

    再以赠书的落款签署为例，当下是兴之所至，“指正”“雅正”“教正”“存正”、“惠正”等词不分轩轾，随意使用。这显然也是需要检讨，加以注意和改进的。一般来说，给平辈朋友赠送自己的作品，通常正确的用词，是用“雅正”“属正”“惠正”，而将自己的作品奉呈长辈或上司，则以签署“教正”“指正”“郢正”，以示敬意。如果要显得更儒雅一些，还可以借助通假字，署为“郢政”，当然，通常情况下，也不必搞得如此复杂和迂阔。至于将自己的作品送给晚辈后生，一般签署为“存正”“惠存”，这中间的潜台词，是当下晚辈的学植尚不足以全面准确地理解与认识作品的精髓要义，不妨先留置一段时间，待日后学力提升之后再行评议。这些用词上的细微差别，其实从一个侧面透露了一个读书人的国学功底与文化素养，貌似小道，但是能够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毫无疑问，“礼乐文明”在中华民族成长壮大过程中，曾经起到过凝聚人心、稳固秩序、和谐社会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换言之，“积广大而致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中，是以“礼乐文化及其精神”为重要构成的。于是遂有以“汉官威仪”“礼仪之邦”为中华文明的显著象征。而“泱泱大国”的风采，说到底，就是“彬彬有礼”，让人尊重。而要达成这个宗旨，我们不妨从最寻常的“称谓”问题上入手，所谓“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道德经》第六十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