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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民初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词学与中国的其他传统学问一样，“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庄子·天运》），面临着西学与东学的碰撞、旧学与新学的交融、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现代词学即在这样的“化合反应”中与传统资源不断进行对话，以崭新的问题意识和复杂的思想立场与霍布斯鲍姆所谓的这种“被发明的传统”及各种话语权力进行质询，从而形成了一个纷繁复杂的学术场域。
然而，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和具体的学者身上，面对传统遗产，词学的现代性是如何发生、如何运作的，其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其背后又隐藏了这些学人怎样的“赋予自身世界意义方式的变化”？ 这些丰富的细节和生动的场景，往往被之前词学史、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宏大叙述所遮蔽、所淹没甚至直接篡改了。众所皆知，龙榆生率先对现代词学的研究体系进行了构想和擘画。1934年4月，其在《词学季刊》1卷4号上发表《研究词学之商榷》，首次对“词学”进行了现代意义上界说，成为现代词学研究最具方法论意义的名家词论。在界定了词学的研究内涵之后，龙榆生又提出了词学研究的八项内容，其中图谱之学、词乐之学、词史之学属于传统词学领域，声调之学、批评之学、目录之学是他着重提出和阐明的有待开拓的词学领域。龙榆生构建的现代词学研究体系，“把旧学和新学、‘基础’和‘上层’到兼顾到了”（刘扬忠语），无疑是大手笔的。但其对现代词学兴起过程中学术场域中各种学术话语的盈虚消长论述基本上是付之阙如的。张耀宗的《现代词学的起源》力图还原的，即是这些被忽略的而又不可化约的历史细节。其在具体的个案精微阐发的基础上，讨论现代词学得以成立的若干知识话语前提，“尽其旋折”（章实斋语），不仅走出以往的文学史、词学史视野，“是一部打破传统思维的著作”（陈水云语），而且修正了我们之前简单化认知，呈现了现代学术的复杂的话语空间。
有清一代，词家蜂起，词学大盛，词与词学蔚为大观。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词学的现代化，首先得面对这极近的“传统”。由于不同的学术取向和文学史观，对于同一考察对象，不仅言人人殊，甚至同一个人也表现出复杂的矛盾。比如关于清末常州词派的殿军朱祖谋，胡适以客观的、科学的、学术的眼光，肯定其词籍考证的贡献；但对其词作乃至整个晚清词，胡适站在白话文学史的立场，几乎予以全盘否定。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胡适将朱祖谋的学术和创作分而论之的清晰的区分意识，但这种分而论之的背后“其实分享着同一观点，就是白话文运动与整理国故运动之间的一致性，传统只能通过新学术得以呈现，它不再是一个活的传统而是被客观分析的对象”。这种分而论之粗暴地斩断了朱祖谋的创作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同构性，得出了简单乃至错误的结论——“朱祖谋校勘梦窗词背后的动力恰恰来自他本身对于梦窗词的深刻体会。在他的世界里面，写作的意义无疑对于词籍校勘具有优先性，但是这种关系在现代学术视野里被理所当然地分离开来，而且它们之间的位置关系也被同时倒置了”。这种细致的寻绎指出了朱祖谋的词籍考证和词体创作，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体之两面，并不能截然分开来讲。如果我们不能深切了解这种关系，注意到进化论和国故整理主导的文学史叙述对创作与批评的压抑，“同时将我们自身知识予以‘问题化’，那么每一次看似更为完整的客观描述就可能仅仅成为一次知识和资料的扩张，就不可能真正地将传统变成鲜活的对象”。就我们的学术史研究而言，这可谓卓见高论，无疑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对于亲炙弟子龙榆生而言，朱祖谋既是“鲜活的对象”，也是客观的对象化的传统。受现代性话语的影响，龙榆生秉持价值中立的现代学术立场来审视《词莂》《宋词三百首》的贡献与局限，修正了胡适整理国故之后“文言”与“白话”之争的政治性讨论，转入知识化和抽象化的学术讨论的必然逻辑，从而获得了重返历史现场的可能。龙榆生和胡适所代表的的对朱祖谋及词学传统的不同言说，从两个不同的维度，建立了现代词学与传统词学的复杂联系。
不仅如此，常州词派广泛认同的审美原则“重、拙、大”以及力主的意内言外与比兴寄托，在国家被难与学术转向的现代语境里，也表现出复杂的正变和强劲的活力——“常州词派的词学立场在现代中国的学术环境中能够让一些词学家坚持的原因，不仅在于它形成了对于词体的新认识，而且它赋予了一个现代主体与历史的关系”。尤其是在国家动乱、社会变革、民族衰败的时代际遇下，清季四大词人王鹏运、况周颐、朱祖谋、郑文焯走出了倚红偎翠、嘲弄风月的狭小圈子，沉痛地书写家国之恨、黍离之哀，表现出传统士人具有公共性的意绪与心态——“因应现代民族国家话语而产生的，进而衍生出一系列情感、个体等抽象而非具体的话语形式。”这典型表现在张尔田对“词与情”问题的处理上。作为常州词派的传人，张尔田对于真善美、词与情等问题的重新阐述，让词学的直接问题与文学的公共性问题相遇。一方面，他以《楚辞》、陶渊明为例，指出“情”不止男女爱情，而且是一种具有虚构性的艺术表现方式；另一方面，如果要让词具有更多的公共性，那么常州词派词旨隐蔽、取径曲折，言在此而意在彼等原则可能就得摒弃，他就得认同王国维、胡适等人的词学观念。这样一个两难处境，使得他虽然触及了文学的公共性问题，但又不得不自觉地返回了原先的起点，因而表现出过渡时代的选择矛盾和思想纠结。这从他的实践路径也可以看出——“要想更新词风，首先得有在理念和行动上践行儒家学说的人”。然而，这却是龙榆生极力回避的。如果说张尔田较早地触及了词的公共性问题的话，龙榆生则“将词由私人领域带入到现代公共领域”，他“不再是一个常州词派意义上的此人”，“而是一位现代意义上的作者了”。他非常清楚现代学者对于传统儒学的态度。龙榆生与张尔田虽都清楚地认为词好坏的标准是比兴寄托、“欲露不露”，但龙榆生认为，“词要面对更多的现代学者”，要为现代读者接受、认同，“保留常州词派的词作与现代政治相联系的密切传统”，同时必须做出修正——贵在要有一个“我”。然而当龙榆生成为词的写作者时，他与张尔田同样遭遇了实践上的两难——“如若他否定了比兴寄托的传统，那就否定了词的传统；如若跨过了比兴寄托的界限，也就跨过了词的传统”。正是在与传统的复杂的回应和对话中，在不同的文学史观、历史语境和情感结构中，传统“士人”成为将自我内在于比兴寄托之中的“风人”，竭力将“传统”与现代对接；而现代词学，则通过张尔田、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刘永济、沈祖棻等阐发，艰难地萌蘖了出来。张耀宗揭橥了他们互相交流时视而不见、沉默不语以及彼此误解的被历史覆盖的问题，“这些是他们历史中无法消化的部分，同时也正是我们看到一些立场、分界线，而重新发现这些立场、分界线的意义可能有助于我们重新对新旧问题进行审视”。
总而言之，《现代词学的起源》从词学史、文化史和思想史出发，综合了龙榆生所提的词学研究八项内容的两项——“词史之学”与“批评之学”，在复杂的学术现场客观还原了词学的现代变革，鞭辟入里地揭橥了传统词学的现代转化，其观点之深刻，思虑之周全，论析之精辟，与史实之契合，正如朱祖谋所言——“自是词源疏凿手，横流一别见淄渑。”（《望江南·题张皋文词集》）就现代词学的起源研究而言，《现代词学的起源》无疑是一部疏凿源流、摧陷廓清的不可多得的学术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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