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战争研究的新典范

    义和团运动是20世纪第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件。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关学术研究成就斐然，但也存在一些不足。特别是受“农民运动史”研究的局限，侧重从中国视角考察义和团及其运动的起源、过程和影响，而对于义和团时期的国际关系和中外战争缺乏足够关注，呈现重“运动”轻“战争”的研究短板。苏位智教授的新著《从华北到东北：沙俄与义和团战争》（以下简称《沙俄与义和团战争》）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沙俄与义和团战争的学术专著，开创了“军事历史学”和“国别研究”相结合的义和团战争研究新路径，构建了全球史视野下“义和团战争”研究的新典范。

    一、全景透视中俄战争的历史原貌

    全书八十万言，除导论和结语外，又分四编十五章，体系宏大，内容完整，用丰富翔实的史料和确凿史实还原了中俄战争复杂的历史全景。山东大学首批讲席教授、著名义和团史研究专家路遥先生称：“本书在所有章节几乎都有创新之处，且不乏化解研究谜团之举。”特别是对义和团战争前后远东国际关系和中俄两国的内政外交状况，以及两国与其他侵华列强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进行联动考察，体现了全书对于义和团战争复杂历史的跨学科、多层面、多角度的全面把握和细致分析，有力宣示了中国学者在中俄战争及整个义和团战争研究新领域的学术话语。

    本书在编撰体例上也别具匠心。书中还附有大量珍贵的地图、历史图片、人物像传和统计数据表格等，不少地图是作者遍查各种史料自绘而成，使全书图文并茂，为学界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二、坚持贯彻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例如，针对“沙俄是八国联军侵华元凶”的传统认识，本书研究认为：八国联军是松散的军事联合体，各国都以自己在华利益为行动的最高准则，不存在始终如一的主谋和元凶。

    该书还从研究对象内部的相互作用和研究对象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进行动态分析，对战争期间中、俄政府态度和决策过程均有精细的探索。例如，清政府内部帝党与后党、维新与保守、中枢与地方、主战与主和等诸多派系之间存在的政见分歧，这些分歧又与列强的侵华行动相互作用，导致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决策摇摆不定，甚至朝令夕改。又如，该书揭示了俄国政府高层内部不论是华北战场还是东北战场的决策过程，都是分歧与统一不断交错变化的。这种实事求是、细致入微的动态研究，改变了以往研究中只划分“温和”与“强硬”两派的僵化思维，更加符合历史实际。

    苏位智教授是国内首创“义和团战争”研究的学者，多年前他就提出“在某种程度上义和团运动是一场战争”观点，呼吁学术界将义和团研究从“运动史”转向“战争史”研究。他认为，“正视历史，是中俄之间和睦相处、友好往来的坚实基础。以史为鉴，不仅有益于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永久发展，更有利于中俄两国人们的相互尊重与理解。”

    三、史料翔实，论证严谨，史论客观

    《沙俄与义和团战争》在史料的搜集与利用、史实稽考与论证、史论客观与创新等方面都可圈可点。

    首先，史料方面，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引证的史料丰富，语种和类别多样。全书参考和征引的中外文资料足有千余种之多，从史料语种看，以中、俄文为主兼及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几乎涵盖八国联军主要语种，其中俄文资料多达300种，其他外文史料84种，外文史料总量占比很大，弥补了以往研究中外文史料利用的不足。本书对于战争战役中的地形、地貌、地标等历史场景的论述细腻准确，使读者特别具有历史空间感，这得益于本书作者对中俄战争的各个战役战场进行的实地考察。

    二是中外档案史料比重大，利用率高。档案史料是研究近代史最权威的资料。该书正文部分注释多达两千余条，中外档案史料的引证率达50%以上，大大增强了该书史实、史论的可信度。作者对档案资料的搜集不遗余力，除充分利用已公开出版的档案史料外，还奔波于全国各级、各地档案馆或研究机构发掘新史料。例如本书对黑龙江呼伦贝尔副都统依兴阿和吉林珲春副都统英联的生卒年代都是在录副奏片中查到的。再如，为搜集清军重要将领、盛京副都统晋昌的照片，作者冥搜极讨甚至不惜“重金”悬赏，其锱铢学术之精神可见一斑。

    三是对俄文史料的广泛搜罗和充分利用是本书史料方面的最大特色，也是全书学术价值的突出体现。过去学术界对中俄战争的研究之所以不够深入，最大的局限就是缺乏俄文史料，尤其是俄文档案史料的有力支撑。作者调研发现，有关中俄战争的俄文档案十分丰富，但绝大多数没有出版。苏位智教授通过各种渠道从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国家档案馆等十余家俄罗斯档案馆，获取了不少有关中俄战争的原始档案。他还充分利用自身的俄文语言功底，对这些档案资料与其他中外史料相互参照、鉴别和考证，尽可能充分发挥俄文档案史料的价值，从而为本书重要史实和史论的客观性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史料支撑。

    其次，在史实和史论方面，作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遵守“论从史出”的要领，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翔实的史料对中俄战争中的重要事件和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证，纠偏补缺，还原历史真相，并提出了不少创新卓见。例如，本书对于大沽炮台之战和北京使馆区之战两大重要历史谜团以及中俄东北战事的详细过程，都有精彩的论述。

    1900年6月17日的大沽口之战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开端，但究竟谁先开了第一炮，一直没有定论。苏位智教授在俄罗斯海军国家档案馆发现了有关大沽炮台之战的档案新史料。作者将这一发现与中外其他档案文献资料相结合，对大沽之战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史实考证，并得出结论：6月17日0时50分，距联军最后通牒限定的时间还有70分钟，泊于海河中的联军舰艇首先开炮轰击大沽炮台，清军被迫奋起反击。

    关于北京使馆区之战，中外史学界历来众说纷纭。《沙俄与义和团战争》一书从理清基本史实入手，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采取逐日排查且兼顾要点的办法展开仔细梳理，并就“围攻使馆”事件的性质和内幕等问题进行了理性思考，有继承又有创新。作者研究认为：围攻使馆是清政府为阻止联军进逼北京采取的权宜之计，在整个义和团战争过程中，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从未下达过“攻下使馆，杀人灭口”的决定。本书对上述历史谜团的史实梳理和新见解，推动了义和团战争相关历史谜团问题的深入研究。

    其三，本书对于义和团时期中俄东北战场的历史予以浓墨重笔和清晰再现，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过去史学界大都聚焦于义和团在山东、直隶、京津地区的兴起发展和八国联军在华北的侵略战争，而对东北地区的义和团运动（战争）的研究相对欠缺。东北战场的激烈程度虽然不及华北战场，但它是沙俄在华利益的重心所在，而且东北战场对近代中国历史以及远东国际格局的深远影响不亚于华北主战场。本书充分利用俄文军事档案，将东北战场五路侵华俄军的作战背景、战争动员、军事统帅、部队编成、作战地点及战斗结果一一勾画清楚，增补若干空白和细节，有力推动了该领域的研究进程。

    四、注重意识形态表达，构建中国学术话语

    纵观百余年的义和团运动研究史，无法回避意识形态问题。正如《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作者、美国学者周锡瑞所言：“所有正当的学术研究都有政治上的意含。当我们从事学术讨论和争论时，政治立场便会显露并得到检验。”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以史为鉴、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义和团运动及其研究承载着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要历史信息，在中国乃至世界近现代历史上都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中外学术界基于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义和团运动进行了持续深入的研究与对话，形成了明显不同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例如，对于这场运动（战争）的起源、性质、影响等，中外史学界始终存在激烈的学术交锋——实质上是学术话语权的争夺。自义和团运动爆发开始，外国侵华列强和教会势力就将义和团运动看作对西方文明的“排外和迫害”，而八国联军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一场“中西文明对决”，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正义”之战。西方学术界深受这一立场观念的遗传，往往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视而不见或轻描淡写，热衷于从宗教、文明（文化）和中国社会内部矛盾等角度来解释战争的性质，并出版了大量文献资料和学术著作，构建起一套比较完整的西方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而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因受制于多语种史料的利用，对于义和团战争的研究比较薄弱。正如本书所言：“义和团与世界的研究一直处于短板，对于‘义和团战争’的研究更是短中之短。”这就导致在有关义和团战争的国际学术对话中处于不利地位。

    中国义和团研究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应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原则，着眼于史观、史料、史实、史论几个要素，放眼世界，立足中国，在充分搜集、整理和利用丰富中外史料的基础上，对义和团运动（战争）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客观的研究论述和评价。《沙俄与义和团战争》一书在以上诸方面均有十分出色的发挥。该书对中俄战争的历史背景、原因、过程和影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论述，深刻揭露了沙俄及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战争中的阴谋、暴行和侵略本质。作者以翔实史料和确凿史实指出：俄国在义和团战争爆发初期作为八国联军主力，是攻占大沽炮台和天津城的罪魁祸首，也是联军在天津策建“都统衙门”进行殖民统治的前期主谋；在进逼北京过程中，俄军兵力虽退居次位，但仍“起着无统帅名分的领头作用”，“充当了北犯联军的首席组织者”；沙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特别是对于中国东北地区的领土野心，是导致远东国际形势以及中俄关系转折的重要诱因。

    在整个义和团战争中，沙俄对中国人民所犯的野蛮暴行最为严重。本书第十一章专门对沙俄在中国东北炮制的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进行深入考证和分析。作者在正确对待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丰富的史料还原历史真相；对于俄国于惨案前的蓄谋准备，于惨案时的残酷暴行和惨案后掩人耳目、推脱责任的行为，均予以深刻揭露和批判。这是迄今对于这两大历史惨案最全面系统的论述，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此外，本书对沙俄在华北战场中的烧杀淫掠罪行也多有揭批。

    《沙俄与义和团战争》一书始终贯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思想，以全球史的视野、丰富的史料和确凿的史实驳斥了西方话语中诸如“义和团运动不是反帝爱国运动”“教会和传教士都是被迫害者”“清政府违反国际法”“义和团战争是为解救公使而战”“义和团战争是中方率先发起”“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是无辜的”等诸多谬论，还原了中俄战争及义和团战争中的历史真相，并提出了卓有见识的客观结论，宣示了中国史学界在中俄战争乃至整个义和团战争研究领域的学术话语权。

    结语

    《沙俄与义和团战争》书稿是作者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题成果，得到评审专家的普遍肯定，并被鉴定为优秀等级。该书的学术价值得到路遥、李德征、张海鹏、王先明、陶飞亚等业内一流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参与评审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马勇研究员认为，该书是他“所见同主题作品中最翔实最深入的研究成果，必将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课题结项后，作者又经三年精心打磨，数易其稿，方始付梓，足可彰显其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

    当前国内义和团战争研究方兴未艾，学术界对相关的理论方法仍在持续讨论中，见解分歧在所难免。以笔者浅见，该书仍存在值得商榷之处。例如，作者在导论中提出“义和团战争”概念的逻辑内涵是“既包括国际层面上的中外战争，也包括国内层面清政府与义和团的战争”。换言之，“义和团战争”可以更新或取代传统的“义和团运动”研究范畴。但该书内容框架似乎又将“义和团战争”局限为义和团运动的一个发展阶段，即1900年6月大沽炮台之战爆发后的“中外战争”。又如，战争学与历史学的学科交叉是本书一大创新特色，但如何将战争学的理论方法更好地融入本书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再如，本书结语对于中俄战争对中俄两国历史深远影响的论述，虽不是本书的核心内容，但若能再充实些就更好了。然而瑕不掩瑜，《沙俄与义和团战争》作为国内义和团战争研究的“破题”和“开新”之作，存在一些学术见解分歧实属正常。笔者也希望学术界以此书出版为契机，对义和团战争研究展开更深入研讨，形成更广泛的学术共识。

    总而言之，《沙俄与义和团战争》一书是苏位智教授对于义和团时期的中俄关系、中俄战争数十年孜孜以求的呕心力作。全书在史观、史料、史实、史论、研究方法和编撰体例诸方面都卓有创见，是一部守正拓新的高水平学术著作。该书对于推进义和团战争研究的全面、深入展开，以及中国义和团研究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完善，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