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出版史研究如何掘进

    编者按：去年，首届全国出版学科共建工作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印刷学院5所知名高校新设的出版学院、出版研究院集中亮相。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将自2023年起实施。在文学大类下，“出版（0553）”被单独列出并增列为一级学科，将授专业博士学位，说明了国家发展出版学科的决心。

    我国出版学科建设将以共建工作为抓手，贯通政产学研用，完善出版专业设置，建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其中，出版史学的建设也为学科建设的重点之一。围绕如何深化出版史研究的方法与文献搜集，本文提出了较为新颖的研究方法，并提出了五点建议。

    出版史研究正在成为一门受人关注的学问。如何深化出版史的研究，成为学界重视与思考的一个问题。前不久，在北京印刷学院中外出版史与知识传播研究中心召开的“知识衍变中的出版活动史：方法与文献”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就深化出版史研究的方法与文献进行了讨论。笔者认为，比较与史料便是方法与文献，是出版史研究掘进所需要注意的两个重要问题。

    关于“比较”的研究方法

    比较的方法是学术研究中很重要的一种方法，尤其在文学与史学研究中更是被广泛运用，以至有比较文学和比较史学等分支学科的建立。当然比较文学与比较史学，是中外比较的含义。我由此做一点延伸和转换：在出版史研究中，比较也是重要的但还不太被注重的研究方法，比较在出版史研究中作为课题，不仅具有方法论意义，也可以深化课题的研究。我不妨以我所做的一些个案研究，来“以身说法”。

    较早前，我曾提出过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座的论点，这个论点的提出便是基于北大与商务印书馆的比较研究。北大在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前，或者准确点说在蔡元培校长之前，其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委实稍逊商务一筹。所以胡适也有“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术机构更重要”的话。（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三］1921年4月27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26页）这么一比较，就把这两大学术文化机构在历史时段里，在学术文化建设上的共同性与重要性烘托了出来。这个观点受到广泛的认同。（文见《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我也曾提出过“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冠军与亚军”，基本的方法也是比较。在这一场双雄会的研究中，我重点阐述了亚军的意义，有中华书局的存在才显出商务印书馆的可贵。这个“竞争对手必要性”的观点，实际上在中华书局的“民六危机”、寻求商务印书馆的并购时，中外就有人提出过。

    我正在做的是亚东图书馆与中华书局及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比较研究，其中的对比性更为充分。今年正好逢亚东图书馆成立110周年，我除了对亚东做了通观的研究外（《亚东图书馆的历史考察》，《出版与印刷》网络首发2023-06-14），还用比较的方法做了两个题目。

    一个是“亚东”与“中华”比较的论题。亚东与中华书局，一个是中小出版社，一个是大出版社，这两者有没有可比性呢？ 研究表明，是可以做这种比较的。两家之同，同中有异，两家之异，异中有同，尤其是两位主持者更具有比较的意义，可以揭示近代出版业的某些规律与深层次问题。

    另一个是“亚东”与“文生”的比较论的课题。这两个同类型的出版社就更有可比性，它们前后相继的辉煌，构成了中国新文化新文学发展历程的重要环节。把它们作为中小出版业的两个标本来做比较，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可以揭示中国现代出版中小出版机构的深层规律。

    可见，比较方法的自觉运用，对于新出版史学建构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史料还没有穷尽

    个人认为，在出版史学术体系的构建中，史料永远都是第一位的，是基础中的基础。史料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重视，有关史料的编辑整理近年发展堪称迅猛。在出版史研究领域最为显著的一个现象，就是研究者在出版史料的整理上形成了一根链条。老一辈的最早如张静庐辑注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8册），还有后来宋原放等整理的《中国出版史料》（15册）。后一辈的史料整理是近些年的事，吴永贵、张志强、叶新等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近些年编辑出版的有关出版史的史料，有这样一些特点：

    其一，规模巨大。以其中的三套为例，动辄几十册。吴永贵整理的《民国时期出版史料汇编》共22册，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出版，定价13000元。据介绍，本书系统收录民国时期各种出版史料122种，主要分为：1.出版机构包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五大出版社以及全国各地另外36家出版机构；2.出版概况及研究，包括《中国出版界简史》《书业概况》《儿童读物的研究》等著作；3.出版法规与出版管理；4.书业公会；5.印刷及纸业；6.出版类刊物；7.出版物目录。

    张志强编的《中国近现代出版研究资料汇编》共50册，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2年出版，定价43000元。内容介绍谓：“本书系统辑录近现代出版史料近200种，内容分出版知识产权、出版审查、书业同业组织史料，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医学书局、新月书店等出版机构及其出版物史料，故宫博物院、北平图书馆、北平研究院、中研院、中国地质调查所等机构出版物目录，二酉书店、抱经堂、通雅书局等书店发售图书目录，以及近代印刷史资料、出版机构创办的刊物等，绝大部分为首次整理出版，对研究近现代出版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叶新等编的《近代书评文献汇编》全3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定价为24000元。虽然只是与出版史有关的一个方面（书评方面），也是重要的出版史料。

    其二，以汇编为主，也有辑佚。当代的偏多，古代的较少。几套知名的出版史料汇编都是近现代专题的；含有古代部分的仅有宋原放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但古代卷只有两册，占比为2/15。

    其三，日记的整理受到格外的重视。如《舒新城日记》（全34册，12开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

    的影印出版；比如，“中国文化名人手稿丛书”中《赵南公日记》（凡6册，16开本，上海交大出版社2016年影印本）的出版。《赵南公日记》内容虽只1921年一年日记手稿，但内容精彩，涉及作者邀请在日本留学生回国以及这些留学生成立“创造社”的大量史料。赵南公日记至少可以确定创造社成立的真实日期，梳理了初期创造同人与泰东图书局的关系。商务老人蒋维乔的日记出了三个不同的版本：1.中华书局2014年版，影印16开本，全30册；2.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汪家熔校注，作为商务印书馆同人日记丛书之一种，截取蒋维乔1896～1914年的日记，蒋在这一段时间里主要在商务印书馆供职；3.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全8册，为上海图书馆所藏全部日记的整理本，始于1896年（光绪丙申年）九月初二，止于1958年2月28日，长达63年，列中国近现代日记丛书。

    出版史史料发掘五面向

    中国出版史史料发掘当然还有不足，而不足，就是今后努力的方向。我试图提出以下思路供大家参考。

    一是设法寻找新史料。新史料除了可以丰富历史的多样性、掘进学术研究的深度之外，还可以带来研究的新视角、新问题和新课题。从目前的情况看，开发的第一手新资料并不太多。据我了解，亚东还有许多一手资料在民间或在机构里没有发掘出来，汪原放的回忆只出版了1/5，还有章希吕的日记在有的机构或人员手中。

    二是努力攻克史料的薄弱环节。现在的出版史史料搜集还有很多的薄弱环节，其中一个是国外资料的发现与整理。叶新教授晒出一份海外报刊的张元济资料，即引起老一辈的张人凤先生的关注。国外的中国出版史史料很珍贵，应进一步发掘，并将近年零星散见的国外资料整理汇编出来。另外就是旧报刊的商业广告。昔日报刊与图书的广告，也是今日出版史研究的史料来源，这一点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是切实加强现代出版史料学理论的研究。没有理论的指引，或会出现史料整理的乱象。范军早些年曾经呼吁过：“史料学的建设与发展也已经得到专家的高度重视。我们希望早日有类似《中国出版史史料学》《中国近现代出版史史料学》的专著或教材推出。”出版史料学的构建，将包括史料的形式、时段、载体的多样性、检索与鉴别、书目与文献、史料与文献，以及有贡献的人物等基本面向。

    四是主动适应当代技术条件大趋势。当代技术条件下的史料搜寻和利用发生变化，从纸质书和缩微胶卷时代变为电子数据资源。很多这样的数据库已经建成，交由年轻一辈的研究者广泛使用，这是过去没有的，为史料的发掘提供了机会与挑战。前些年，张玉亮的文章《内省、外拓与互鉴：技术变革背景下的出版史料发掘与研究刍议》也初步涉及这个问题。近期各种史料学术研讨会重点探讨的也在这方面，希望能取得真正的突破。

    五是应着手建设出版史料团队和数据库。如果能够形成近现代出版史料的研究机构与团队，开发出单独的近现代出版史数据库，那是有功于学术的。现代学术史上曾经有过史料学派，有两个不同的代表，一个是陈垣，陈垣的“史源学”为旧史料派的代表，一个是傅斯年，傅斯年的“史料学”是新史料派的代表；但都对日后的历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实证史学的兴起。也希望出版研究中有一个史料学派出现，数据库时代又特别适合史料学派的生长。本来出版史研究是有这样的发展势头的，张静庐先生的出版史料开其端，但后来似乎没有壮大起来。出版史研究除了依托现在的一些数据库之外，能否单独开发出版史的数据库（例如单独的商务印书馆史数据库），应该引起学者的重视。

    （本文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