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藏之门才刚刚打开——《坐拥书城：北大学者书房》编后记

    ■任羽中

    2020年调到宣传部工作后，我给自己列了一个“任务清单”，其中第一件事，就是好好宣传一下“北大学者的书房”。

    为什么呢？ 因为“书房”不仅是属于学者个人的工作与生活空间，更是其精神世界的物质具象。书房应该是最宁静又最丰富、最生动的地方。“北大学者的书房”是北大之所以为北大的“家底”所在，最有北大味道，最能体现北大的底蕴与气象。

    其实，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从物理意义上拥有书房的时间并不长。哪怕是北大的教授，基本上也要等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之后，才真正比较大范围和大幅度地改善了住房条件。很多爱书如命的大教授，在中年以前，往往是和子女共用一张桌子的——白天是饭桌，到了晚上，收拾了锅碗瓢盆，桌子一半让给孩子写作业，一半留给自己用。

    前不久，北大党委宣传部增订再版了《孟二冬纪念文集》，其中耿琴老师的回忆，我读了以后，很感动，心里也难过了好久。

    “在二冬眼中最金贵的是书，生活中可以缺这少那，哪怕寒酸窘迫，但书不能少。1994年，二冬博士毕业留在北大工作，1995年，我也放弃了副研究员职称和三居室，从烟台来到北大，先住在十平米大的筒子楼中。搬家过来时，家具和书装了一辆八吨的大卡车，但房子空间实在太小，只能把书留下来。为了能塞下二冬的书，我们就把书桌的腿卸掉，全部用书做腿。睡觉的床是用两张单人的高低架床拼在一起的，底下一层睡人，上面全部放书，经常担心床会塌下来。学校看我们实在困难，就腾出一间较大的筒子楼，让我们先改善一下。而这一住就是八年多，其间有三次分房的机会，但二冬都不愿意搬，觉得这儿离图书馆、学生都比较近。

    “婚后我们经历了工作上四次大的调动，搬了十次家，每次的变动，都首先考虑把书房放在最舒服的房间。每每逛书店买回大包的书时，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刻。”

    这样的文字，就把一个学者的灵魂刻画出来了。孟二冬老师是北大学者的代表，他有才，但没有“才子气”，他的《登科记考补正》是苦功夫、硬功夫、真功夫，一定会传之久远。

    讲这些，是希望读者能记住，并珍惜。记住曾经物质匮乏但精神上朝气蓬勃的时代，记住充满希望、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从容；珍惜社会进步带给知识分子、带给大学的有形无形的空间，珍惜付出了许多代价才凝聚出来的共识，或者说常识。

    最近二十年，北大有了很大的发展，能让学者们悠闲、舒适、放松地在完全属于自己的书房里喝咖啡了。如同本书中所展示的，学者们坐拥书城、静心治学，精神上自由而富足，学问上自信而厚重。学者们的书房很美，而饱读诗书的素心人，更美。

    可是，读书的人却越来越少了，哪怕在北大。北大要保存读书的种子，要让年轻的学生爱读书，读好书。看到学生们为了眼前的一点事情拼命“内卷”，作为老师，知道，理解，感同身受，可又实在很担心。我总是记得王元化在给一位年轻人的信里所写的，“苦闷的时候读读书”，也总是给学生们推荐《约翰·克利斯朵夫》、推荐《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创业史》……

    “苦闷的时候读读书，也许可以帮助你，使你精神好一些。下次我去找些好书借给你读。你读过《约翰·克利斯朵夫》么？ 我经常把它放在手边。当我对生活感到疲乏，精神感到沮丧的时候，就打开它来读，让它疗治我的空虚。希望这本书也会给你同样的力量。”

    如果不读书，人生该是多么地枯燥乏味，你会忘掉诗与远方，会失去改变自己的勇气！

    如果年轻人都不读书了，这个社会该是多么粗鄙、浮躁，我们就不可能“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收入本书的内容，都曾在微信公众号“北京大学”上发布过，这次成书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北大党委宣传部的很多同事都参与到了相关工作中，展现出极佳的专业素养，也体现出了他们对学术与学人、对北大精神与文化的理解。当然，更应该感谢的是支持这项工作的各位学者，他们愿意把自己私人的空间和精神世界展现出来，为青年学子树立了典范。

    还要说明的是，这只是我们计划中的《北大学者书房》丛书的第一辑，宝藏之门才刚刚打开，期盼着读者的回应。